合乎宪法权力体制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调整

一、宪法权力体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权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界分,从理论上讲,应该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从权力体制划分来看,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包含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国家元首的权力、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力以及国家检察机关的权力等。其中,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享有行政权,而人民法院则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权力体制中,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政府领导体制透视——基于《朱镕基讲话实录》为主要线索的理解

近来中国退休领导人的回忆性文献尤其是《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出版,为我们从决策过程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了宝贵资源。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关系、分管领导体制与归口管理制度的关系以及综合协调制度,都在《实录》中得到全面体现,同时它也生动地揭示了既定政府领导体制下的政策执行机制的难题。从决策过程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更加制度化、政府有了更大的政策动议权、市场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权力力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制化,是中国民族法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自治立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法律与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权力配置大于一般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配置。     

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的政治意蕴

交往权力是哈贝马斯在建构审议民主理论过程中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因其非实体性而与行政权力等政治权力相区别,在理论上被哈贝马斯赋予既能实现民主、又可体现法治的政治意蕴,在实践中则被赋予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政治功用。同样,由于交往权力的非实体性,导致其政治功用的实现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它自身。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正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当前都日渐衰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走上永久性的衰退之路,但在政治秩序不发生重大混乱的情况下,制度改革极难实现。三大结构特征都有问题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     

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野：政策形态的建构与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内容。西方国家很早就对政策执行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对政策本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研究的并不多。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政策常常处于动态。为此，通过建构政策形态分析模型来描述政策自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并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民法典》视野下土地经营权性质辨析

对于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现行法律在立法上尚未明确，学界持有“物权说”“债权说”“二元说”等观点，这些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是考虑到土地经营权的赋权既要遵循土地权利赋权的一般逻辑，兼顾土地的市场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也要尊重“三权分置”体系下土地经营权市场属性格外突出这一事实，在“三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将《民法典》中的土地经营权定性为物权更为适宜，这样有利于释放“三权分置”的政策红利，实现“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改革目的。     

一种新的权力分类方法——《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中的权力构成假设

长期以来,关于权力结构的认识停留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学说"所作出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规定上,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中提出了新的分类法,把权力分为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这个新分类法是基于中国语境和现实而思考作出的,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三权学说"的超越,而且对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中规划权力制约的路径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方案的提出.     

早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及影响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党内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逐渐统一了认识,而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在1921～1935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有着几次明显的变化,但因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从而在这一政策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现状,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     

收入差距扩大是资源占有不公的结果

熊文钊、张伟最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当前我国呈现出的国家政策部门化倾向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所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论孙中山宪政理想中的考试权设计

孙中山在洞悉中国国情及探究欧美宪政制度优弊的基础上创立了五权分立学说，在他的这一学说中，有很多观念是历史的首创。把考试权独立出来设计为一种政府权力，提高到与立法、行政、司法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是其一。孙中山生前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考试权独立行使，但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建立起五院的政治架构，并且考试院仅形式上独立，考试权自始至终仅被视为统治的装饰品，这就使孙中山的考试权理念难以释放出应有的政治效能。     

论依法行政及其实现途径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在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然存在立法滞后、行政立法体制不健全、行政部门法规冲突、行政执法混乱、公务员法治观念不强、行政权力缺乏监督等问题.要实现依法行政,我们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公务员素质,改变公务员观念,实行依法行政公示制度.     

行政性垄断的危害与成因探析

<正>行政垄断是指行政部门以及被行政部门或法律法规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间竞争的违法行为。行政垄断是一种非法垄断,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行政垄断可分为地区垄断和部门垄断。一、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伴随着政府事务规模的增长与行政集权化的发展，行政权力在现代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制的吁求也因此越来越强烈。从法理上讲，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中，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发挥着非常活跃的统治和管理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重要地位，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功能。行政机关在从事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行政权也从授权立法、兼行部分准司法权、扩大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表现出广泛性、主动性的特点。因此，加大行政监督力度、改善行政监督结构、增强行政监督实效以保障行政机关准确、全面、高效地依法行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一种基于个人基础的学理透视

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公共政策主体作为政治权力主体,具有相应的合法性诉求,故应具备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等属性,三者共同建构起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防治职务犯罪“宽严相济”政策分析

职务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如何防治职务犯罪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分配制度、加强权力监督；有的提出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等等：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在司法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在刑事实体法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无形之中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甚至可能加剧社会和政治风险,究其原因,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政府职能划分不清以及行政监督不力等因素对部门利益冲突的产生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要化解这些冲突,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追寻私利的各个主体分解,需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进行大部制改革,同时进一步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从而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     

政策的权力属性问题探析

权力是政策制定活动中政治关系的体现.政策具有权力属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政策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它决定着国家的前途.然而,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权力对掌权者的诱惑是客观存在的,这样就很容易使掌权者在政策制定上偏离公共利益,使政策为谋取私利服务.为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和谐社会构建制约因素的深层次分析及其改进对策

当今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公共政策存在着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偏差。原有政策偏差不能及时纠正并且还在产生新的政策偏差,表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不能有效地履行其立法职能,作为执政党第一要务的创议公共政策的政治领导职能也远未到位。而进一步的原因则是政治与行政不分、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公共权力高度行政化的体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执政党公共政策创议职能、填补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法律空白、加速社会组织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消除和谐社会构建制约因素的对策思路与内容。     

政策传播功能探究

政策传播是指政策信息在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传递和流动过程.政策传播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完善,有利于以权利制约权力,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有利于良好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培养民主意识和参与习惯,有利于培养公众主动获取信息的习惯.我们应当重视政策传播,并做好政策传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