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之辨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厘清"以证促供"的内涵有助于加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在首次明确界定"以证促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搜集与运用等方面探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这一系统工程建设的路径。     

侦查模式评析

现代侦查程序与古代侦查的不同在分权与制衡。侦查模式是发展的，不会停留在古代。侦查活动需有行政效率。我国司法的行政化，有赖于彻底的司法改革。当事人主义不是一种侦查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优劣，我国侦查模式并非超职权主义的。“由供到证”并非侦查模式，“由证到供”不等于物证本位。它们需要辨析实际案侦中的供证关系。评析案侦构成模式及其“转变”。无论案侦抽象要素与技术要素，寻找模式规律都需要积累经验。转变观念与转变模式难以同步。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刑诉法的实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需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转型为"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以证促供"中的"证",是以"促供"为导向。"以证促供"的核心和关键是"促",而"促"的方法在于侦查谋略与审讯技巧的运用。"以证促供"语境中"供"是"以证促供"的目的和导向。在"以证促供"的侦查实践运用中,要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全面收集证据,灵活运用证据,实现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向"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转型。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侦查工作模式的与时俱进

随着诉讼理念、刑事犯罪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们的侦查工作模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侦查机关及其人员必须转变诉讼价值观念，正确分析当代刑事犯罪趋势，加强刑侦业务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和使用刑事科学技术，建立专业化的侦查队伍，以便侦查工作模式实现由先抓人一再取供一后取证转向先取证一再取供一后抓人；由“依赖人证”转向“重视物证”；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进攻；由粗分工转向细分工。     

"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初探

信息化时代下,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挑战,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严峻的反腐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线索少,案件发现难,案件查办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各项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更新办案思想观念,转变全新侦查模式,探索和使用"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这种新机制、新手段,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提高与职务犯罪活动作斗争能力.     

侦查模式转变是关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非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适应这一要求,侦查模式、侦查程序、侦查体制也应作相应改变。从立法上看,侦查模式应从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的模式。传统的侦查模式通常的做法是我们侦查机关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或初步确定嫌疑对象后,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据其供述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证据出现矛盾,又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侦工作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进行。这一案例证明,这实在是一种不够理智的做法,任何一个案件只有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证…     

对一起刑讯逼供案运用证据的思考与沉默权立法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阐述了在办理刑讯逼供案中侦查实验笔录证据的运用，并对传统的“由供到证”侦查办案模式的反思，提出在我国应确立相应的沉默权制度。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新论－为“由供到证”正名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分为纯粹型和非纯粹型两种。基于程序的正当性要求、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产生等原因,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尤其是纯粹型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原因,此种侦查模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对其确立一定的合法性标准,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发挥对案件侦查的积极作用。     

新证据制度解读与侦查工作对策研究

以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和完善的证据制度和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操作规则为依据，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种类与内容，明确补充完善的收集各种证据的方法及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的制度与规范。在新的证据制度条件下，研究侦查部门的工作对策，即要强化证据与程序意识，适应刑事诉讼从侦查向审判中心转移；重视实物证据，适应侦查模式从“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化；重建操作规则与考核制度，强化侦查办案在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强化预审职能与工作协同，调整警种分工；强化专业人才培训，提高运用证据制度办案的水平；加强人力物力，建立健全证据保全制度。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口供,但必须明确口供并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传统,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反贪工作中面临的困境及对 策简

反贪工作是检察院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职责。当前反贪工作面临着困境，如案件线索减少、举报成案率低、初查阶段搜集被调查对象的信息面临的困境、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对反贪工作的影响等。反贪干警应通过网络手段加大宣传力度，转变侦查模式，从而大大提高案件成案率。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的智能犯罪，具有隐蔽性强、现场虚拟等特点。在侦查中，除借鉴传统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外，还要转变侦查理念，探索新的侦查模式，采用新的证据收集方式。网络犯罪案件的最佳侦查模式是“从事到机”再“从机到人”，这种侦查模式既保留传统侦查的影子，又体现现代网络案件侦查的色彩。     

比较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与人权保障

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各具特色,但在诉讼构造上仍未打破两大法系界限。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过程中,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相互借鉴,趋向融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法治国家侦查程序中汲取了合理因素,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试论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模式转型

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犯罪的转型、现代犯罪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理念,为侦查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侦查效率、侦查工作重点和证据收集规则为代表的侦查工作重心的转变,向"数据驱动侦查"、关联性、实时开放的侦查理念的转变,实现多元信息思维、"由人到案"侦查思维的转变,完善以犯罪信息收集机制、犯罪信息分析机制、犯罪信息验证机制、侦查预测机制为主体的侦查运行机制的转变。面对这些转变,侦查主体应该把握侦查模式转变过程中的机遇,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把握侦查的主动性,实现侦查模式转型。     

论侦查模式——从技术方法的角度

从人到证的侦查模式以犯罪嫌疑人为侦查工作的切入点和中心，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证据的来源，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扩大线索和证据的主要途径，以口供主义、有罪推定为思想基础，认识路径具有单向性、简便性和主观性强的特点。从证到人的侦查模式通过多种调查取证活动，以各种形式的证据发现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最终以各种证据证实其罪行的有无和轻重。它以无罪推定、证据裁判主义、主体性理念等为思想基础，犯罪嫌疑人仅仅是认识案件情况的内容而不再是手段，同时采取多种具有较高科学理性因素的侦查措施。重构我国侦查技术性侦查模式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从人到证模式的因素，将我国的技术性侦查模式塑造成相对典型的从证到人侦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