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研究

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于1982年出台,旨在管控美国报刊杂志与新闻媒体等大众传媒机构对国内外情报人员身份的泄密行为。一方面,《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的出台有效地控制了喧嚣一时的泄密行为,保障了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捍卫了美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该法案对未授权信息泄露的管控使得记者等"公众喉舌"无法有效行使其"第四种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原则。可以说,《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是美国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的一次尝试。对该法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的矛盾。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文化维度:理念、目标和工具

以先进通讯科技为先决条件、以西方文明的扩张为原初推动力的"文化全球化"席卷全球。在这一场"同质化"的运动中,文化作为个人和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确认自身身份的媒介,其标志"独特性"的功用被持有各种利益诉求的人群充分拓展,并向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提出了挑战,日益严重的文化竞争与文明冲突威胁着世界安全。本文基于欧盟文化战略文件《全球化世界中的欧盟文化行动议程》,对欧盟对外关系的文化方面进行了政策分析。文章考察了欧盟对外文化政策设计的各个环节,如运用"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和"文化与发展"等理念,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目标,并选择与之相应的政策工具。文章认为,欧盟力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扩大其影响力,以期达到"全球安全",但是,只有通过文化对话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团结"。     

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2014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4年,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因为"猪肉桶案"而引发剧烈震动。众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高官被爆出贪腐丑闻。阿基诺因为"支出加速方案"被裁定违宪以及通过修宪以实现连任的企图而受到多方指责。经济形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菲律宾将中菲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程序仍在继续。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关系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了菲律宾敢于继续恶化中菲关系的冲动。     

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1994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他的警告表现出惊人的先见之明。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统治时期还是21世纪普京总统治下,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挑战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     

对俄罗斯当前政治形势的思考

今年第2期《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刊登赵龙庚同志的文章,分析了1996年俄政治形势的特点: 一、叶利钦经过苦战,继续维护着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因为叶在执政期间,虽有工作失误,但作出了许多业绩,俄的稳定与发展都还寄望于他;面对政坛权力之争的公开化,叶在国内仍具有较高的威信,被视为政治斗争中的最高仲裁者。 二、政治力量经过总统大选的涤荡,进一步分化     

身份认同困境下的话语构建——从难民危机报道看欧洲身份认同

随着欧洲恐怖主义事件频发,难民危机也逐渐被纳入"安全"的政策话语。然而,难民危机是"安全"问题吗?它为何被定义为安全问题?难民危机中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权"话语是如何与"安全"话语相抗衡的?本文基于对难民危机中欧洲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认为难民危机的本质是欧洲文化融合失败下的社会问题,而其转变为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他者"的建构。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一体系结构决定了双方的身份认同,不仅导致难民危机必然被欧洲当作安全威胁对象加以讨伐,也挑战了欧洲的核心价值观,使其陷入自我认同困境。换而言之,安全研究的泛化将使一种"安全隐喻"进入政策制定的修辞当中,其结果是掩盖问题本质而寻求统一化的政策制定原则,从根本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

目前的国际规范研究往往未能将它的生命周期及其动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时民族国家仍占据着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国际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与国家的安全相联系。因此,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一项国际议题本身是否被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安全"被泛化,通过话语行为将一项议题安全化为"威胁",就可能导致一项国际规范的产生、普及乃至内化。当然,这种安全化努力必然会遭遇反对,而这就为非安全化和该国际规范的遭侵蚀奠定了基础。目前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规范证明了这一理论论说。当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一些无须用"威胁"来表达的问题拉出威胁—防卫逻辑循环的怪圈,从而创建更为全面与平衡的国际规范,而非仅以"安全"作为判断标准。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

2009年2月17日,被称为"贷款换石油"的中俄大型输油项目终于敲定.这标志着两国间长达15年的石油博弈终于突破了重重困境,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回首中俄两国15年间围绕远东石油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每一轮谈判都是一场事关国家利益的针锋相对,每一份协议的签订都体现了双方寻求双赢的妥协.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从输油管线之争及石油定价机制谈判等几个方面,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提炼双方博弈策略的精髓,发掘竞争背后蕴藏的合作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今后中俄能源合作的走向依旧是"博弈-困境-协调"模式.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越南2018年《竞争法》对反垄断规制部分的修改

为了适应越南深化经济改革的需要,使越南国内市场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2018年,越南对《竞争法》进行了大幅修改,这一举动表明越南政府对市场竞争的监管理念已经由本身违法原则转向合理原则,监管机构将更多地考虑企业竞争行为所带来的市场影响。新的《竞争法》引入了宽大制度,鼓励参与非法限制竞争协议的企业主动投案,并对竞争监管机构进行重组,将原监管机构越南竞争局(VCA)和越南竞争委员会(VCC)的职能整合成一个新的机构——国家竞争委员会(NCC),由新监管机构统一行使调查和裁决涉及限制竞争和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职能。新的竞争法采用合并式立法结构,由反垄断和反不公平竞争两个部分组成。探讨新竞争法中反垄断规制部分的修改内容,从适用主体的范围扩大、监管机构的重整、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反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济集中六个主要方面来阐释新旧竞争法在反垄断部分的修改,是了解新竞争法的最佳途径。同时从监管机构独立性不足、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阈值设定过低、严重垄断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这几个方面,分析新的竞争法在反垄断规制部分的修改会对在越南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载文谈8·19事件起因、失败原因及后果

苏《新时代》周刊1991年第36期刊载西蒙·科尔顿斯基的文章谈8·19事件。文章说,由于生活保障体系崩溃、能源(煤和石油)的灾难性短缺以及地方政权所属的农业企业拒绝执行计划,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一些人以及从属于他的政权机构多次讨论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卢基扬诺夫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对莫斯科电台谈话时透露,戈尔巴乔夫也打算在“9+1”协议基础上签订联盟条约后实行紧急状态。但是联盟条约一旦签订就会“自动取消”一些人的权力,同时,某些国民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也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会加速统一的财政体制和苏联总的经济空间的崩溃,国防综合体的企业也将结束生命。再加上下列8个因素,便促成了8·19事件的发生,这8个因素是: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菲律宾领土和海洋主张的演变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菲律宾领土和海洋主张的变迁过程进行描述。在领土问题上,菲律宾的领土主权主张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扩张过程。1978年《第1596号总统令》是一份非法扩张领土、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国内法律文件。这个文件违反了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所有国际条约和当时的菲律宾宪法。在海洋问题上,菲律宾的海洋权益主张表面上看经历了一个收缩的过程,标志是2009年的《第9522号共和国法案》。根据该法案,菲律宾缩小了其一贯主张的内水和领海的范围。由于这部法案实质上减少了菲律宾的领土面积,不符合其本国宪法,合宪性大有疑问。我们应清晰把握菲律宾非法扩张领土的事实,要求菲律宾纠正其不法行为,坚决不允许菲律宾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侵犯中国正当的海洋权益。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缅甸“罗兴伽人问题”探析

缅甸若开邦罗兴伽人的生存与发展引起全球关注,而对罗兴伽人的介绍、分析绕不开一个话题——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群体,罗兴伽人存在族群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角色。从族群特征来看,罗兴伽人的族群特征是明显的,且族群认同较高。但从1982年《缅甸公民法》来看,罗兴伽人未被承认为缅甸本土少数族群,亦未被赋予公民身份。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原本广泛存在于世界上多族群国家的族群认同与公民认同之间的矛盾在罗兴伽人身上演变为另一对事实上的矛盾:罗兴伽人处于一个内部较高的"自我假定"的族群身份认同与未被"他者赋予"族群身份、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当前罗兴伽人身份认同陷入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