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试析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宾汉隆起”政策

2017—2018年,中国科考船在"宾汉隆起"的科考活动引起了菲律宾国内的高度关注。在此期间,菲律宾对他国在"宾汉隆起"进行科考的政策不断变化。最初,只需由科考国提出申请、菲律宾政府批准即可,后来对科考设置两个前提条件,申请程序进一步复杂化、严格化,到最后宣布他国在"宾汉隆起"仅享有无害通过权。此外,菲律宾还从法律层面厘清了本国只享有"宾汉隆起"的主权权利而非主权;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逐步加大了对"宾汉隆起"的投入,包括海底区域更名、区域经济开发、定期海空巡逻、区域环境保护等活动。杜特尔特政府推行上述政策的主要动因是,安抚国内担忧"宾汉隆起"问题"南海化"的焦虑情绪,以及转移国内对政府软化南海政策的注意力,因而也呈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     

“杜特尔特经济学”与中菲关系的改善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在国内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其"杜特尔特经济学",在外交上搁置与中国的南海争议,同意以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杜特尔特的经济举措和外交转向,使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不仅得到中方的大力支持,而且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对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也改善了中菲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菲律宾海洋产业的现状、发展举措及对中菲合作的思考

菲律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其海洋经济潜力并未完全发挥,这是由资金投入不足、科技研发落后、海洋管理机制碎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近年来,杜特尔特政府双管齐下,在加强国内海洋治理的同时大力拓展国际合作,以提升本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菲律宾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举措为中菲海洋合作提供了机遇,在对菲继续开展援助性渔业合作的同时,中国可重点投资邮轮旅游业、以菲律宾国内市场为主的船舶制造业和港口建设等.研究菲律宾海洋产业现状与发展举措,对中国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海洋合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

从历史上来看,美菲同盟经历了从休眠到恢复再到强化的过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在协防南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并严格限制菲律宾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扩大化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美国的模糊表态使得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菲同盟的存在,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杜特尔特时期,美菲同盟会继续存在,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但是中菲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和菲律宾手中。     

超越裙带政治之路:“民粹主义”与杜特尔特的“强人政治”

杜特尔特从参选总统到开始施政,对他的争议就一直持续不断。本文从杜特尔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特质入手,通过梳理杜特尔特处理国内事务的风格,包括在达沃市担任市长期间的治理模式、竞选过程中发动民众和执政后采取强硬手段整治社会秩序等,分析杜特尔特作为一个强人政治的代表,给菲律宾政治和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具体说来,杜特尔特以达沃市的执政经验为模板,以建立社会安全秩序为核心,以强化民众和军警支持为基础,通过积极手段开展禁毒和反恐活动,在菲律宾的历届总统中树立了重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形象,并对菲律宾政治生态中传统的裙带关系形成了深刻的冲击。笔者认为,尽管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对民主制度设置了广泛的保护措施,而裙带关系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实质上无法抵抗政治强人的冲击。杜特尔特以政治强人的特质和引导民粹主义思潮的手段打破了传统裙带政治基因所具备的社会机能,影响了菲律宾的政治运作。     

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预测与应对CSSCI

南海仲裁案到了即将宣布最终裁决的时刻,由于中方采取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故多数专家认为,仲裁结果可能会偏向菲律宾。然而,近几个月来台湾方面对"太平岛非岩礁而是岛屿"这一问题提出辩证,有可能对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起到一定的影响。有些学者对仲裁案的裁决作出了各种预测,但不管这些预测的可信度如何,我们都应当认真做好各种应对措施,以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预测与应对

南海仲裁案到了即将宣布最终裁决的时刻,由于中方采取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故多数专家认为,仲裁结果可能会偏向菲律宾。然而,近几个月来台湾方面对"太平岛非岩礁而是岛屿"这一问题提出辩证,有可能对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起到一定的影响。有些学者对仲裁案的裁决作出了各种预测,但不管这些预测的可信度如何,我们都应当认真做好各种应对措施,以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菲律宾逆向应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举措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介绍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看法,以及菲律宾政府所采取的逆向应对举措,并从菲律宾的"逆工业化"过程的特点,制造业滞后发展与中小企业惧变,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关系的变化与互动,菲律宾政治的特点以及21世纪初期菲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等角度,作了深层次的原因探析.     

马科斯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与菲律宾基督教组织关系探讨

马科斯政府时期,由于菲律宾基督教教会活跃的“入世”表现,加之马科斯政权实施军管法引起人权状况恶化,以及政府对基督教人员、财产等权益的侵犯,菲律宾政府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待菲律宾基督教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忽视到逐步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而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政府施压,推动结束军管并恢复正常的政治局面。美国政府力促菲律宾基督教组织恪守“政教分离”和“非暴力手段”的原则,关注并默许基督教组织与反对派势力合作,最终菲律宾在1986年通过“人民力量革命”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中国入世和"10+1"背景下的中菲经济政治关系

本文从菲律宾"逆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特点,政府与商界的互动关系,菲律宾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华菲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菲律宾21世纪外交政策的特点等视角,探究了菲律宾政府与商界逆向应对中国入世和"10 1"的深层原因.中菲两国的经济合作存在着互补的空间,中菲两国高层领导人在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理智和睿智,决定了在中国入世和"10 1"的背景下,中菲经济政治关系不仅不会倒退,反而将会有较快的发展.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南海仲裁案的影响与应对分析

中国政府认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于该案件没有管辖权,而且案件不具备可采性。仲裁庭裁决中国超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域制度之外的任何基于"九段线"的海域权利诉求均没有法律依据,南沙诸岛的高潮地物均不是岛屿,中国不能以南沙群岛为整体划定领海基线并声索海域权利。南海仲裁案裁决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也启示中国反思自身南海政策的不成熟之处,调整后续对策。中国应从程序上规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管辖,推进协商规范,提倡与东盟成员国建立南海争端仲裁庭;在加强太平岛等岛礁岛屿地位的举证方面促进两岸合作,建立岛屿指标体系和南海岛礁大数据库。     

南海争端中的决策偏好——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海争端,涉及岛礁归属、海域划界、行政管辖、资源开发等多项议题.处理争端时,越南决策者基本选择有限对抗,菲律宾决策者有时选择有限对抗、有时选择强对抗,而马来西亚决策者倾向于合作.既有研究从整体比较与个别研究两种路径考察其中原因,但存在分析深度不够与解释范围狭窄的不足.文章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建立了以控制力度、投入程度为自变量,议题属性为调节变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的理论框架.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考察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决策者在南海争端中,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研究发现,决策者在争端中的决策偏好,由各声索国对声索岛礁的控制力度或投入程度,以及决策者关注的议题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