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女总理默克尔2005年11月30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它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具有了独立地位。本文主要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系统阐释默克尔政府对外关系的特点。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

面对地球生态危机、可再生能源全球竞赛及大国竞争,叠加俄乌冲突下的德国能源危机及地缘危机等新形势,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呈现出意愿上更具雄心、资源上更多投入和关系上“去俄化”等新动向。全球因素对德国能源转型政策的影响不断加强。本文通过建构一个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的理论框架,分析以能源安全、发展范式、能源影响力和国际道义等变量为内核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及其机制,从而理解朔尔茨政府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运用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框架能够理解、预测德国能源转型政策。鉴于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国际政治影响不断显现及外溢,能源转型国际政治效应分析进路将对更多国家能源转型政策的全球逻辑具有解释性。     

身份认同困境下的话语构建——从难民危机报道看欧洲身份认同

随着欧洲恐怖主义事件频发,难民危机也逐渐被纳入"安全"的政策话语。然而,难民危机是"安全"问题吗?它为何被定义为安全问题?难民危机中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权"话语是如何与"安全"话语相抗衡的?本文基于对难民危机中欧洲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认为难民危机的本质是欧洲文化融合失败下的社会问题,而其转变为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他者"的建构。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一体系结构决定了双方的身份认同,不仅导致难民危机必然被欧洲当作安全威胁对象加以讨伐,也挑战了欧洲的核心价值观,使其陷入自我认同困境。换而言之,安全研究的泛化将使一种"安全隐喻"进入政策制定的修辞当中,其结果是掩盖问题本质而寻求统一化的政策制定原则,从根本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德国简讯一组

施罗德提出欧盟在和平政策上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施罗德总理要求欧盟在国际和平政策上起到一个中心的作用。 11月 16日 ,施罗德在波鸿的社民党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说 ,扩大以后的欧盟必须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一致对外 ,欧盟必须清楚地表示战争仅仅是最后的手段。他保证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将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他认为中东和近东的整个和平进程关系到德国和欧洲的基本利益。虽然当时德国拒绝了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要求 ,但目前在伊拉克受到威胁的美军士兵“需要我们的团结合作”。 (俞宙明摘译自www .welt.de 2 0 0 31116 )…     

德国北极政策的新动向、战略考量及影响

北极地区的"再军事化"趋向及美国北极战略的转向正在重构北极地缘政治新格局,势必对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新态势,推动北极环境治理取得新突破,引领欧盟北极政策的调整,德国政府2019年8月发布了新的北极政策文件《德国北极政策方针:承担责任、夯实信任和塑造未来》。新政策在立场起点上强调北极事务的全球性,在关注领域上拓展至传统安全议题,在话语建构上凸显责任担当,将会有效指导德国国内各界在北极地区的行动,提升德国在北极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德国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与战略考量

随着近年来南海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围绕南海问题中美博弈的加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相继介入南海问题进程.在南海问题上,德国总体保持战略审慎与克制,包括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司法手段,秉持中立立场,且与英法两国的南海政策存在差异,是潜在的影响力量.然而,近年来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程度呈逐渐加深态势.德国介入南海问题主要出于应对来自美国的联盟压力和法国的伙伴压力,以及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考虑.而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德国海洋战略等因素则限制德国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展望未来,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将迎来调整空间,不过默克尔时期"基于经济的非对抗主义"政策大概率继续主导中德关系,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也难以超越现有的框架.     

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政策初探

施罗德政府的欧洲政策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它一方面努力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另一方面在财政预算、就业政策等领域,又特别强调国家利益,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不愿迁就盟国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指导理念和其欧洲政策约束条件的分析,认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理念和现实中的政治困难导致了施罗德政府欧洲政策的两面性特点。这种现象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政策面临的一种困境,即社会民主党无法用欧洲理念来动员民众,其欧洲政策不得不退守到就业、社会等规定性政策层次,而在规定性政策协调上又面临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策话语转变与社会救助改革：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从再分配话语转变为社会融合话语。伴随着政策话语的转变，德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并于2003年经联邦议院通过，最终在2005年得以实施。改革把社会救助与失业救助合并在了一起，这表明，受助者不仅是被同情的弱势群体，不再是单纯的权利享受者，政府开始承认他们必须承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失业者不再依靠社会救助，而是重返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融入社会。通过对德国经验的考察，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的转变对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在相关政策话语的构建和转变方面，学术界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救助政策话语的选择只有符合本国的国情与时代要求，才有助于制度的良性发展。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V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

本文阐述了德国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景、成因和制度起源,同时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依据欧洲大陆国家传统的社会政策理论,文章集中分析了2005年"哈茨Ⅳ"改革的政治决策过程,探讨了该项改革对经典社会政策理论带来的挑战及由此衍生的理论启示,同时指出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社会政策的新发展。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改革表明,传统的中左政党开始向现实主义和市场主义改革的方向靠拢,决定社会政策变革的因素越来越不取决于政党的传统理念与价值观念,而是取决于执政集团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构建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其心态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     

特朗普政府上台与亚太安全局势的新挑战

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世界与地区局势正在遭遇冷战后前所未有战略不安全感。作为2016年全球政治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很可能引发美国外交历史上“非精英主义”的政策选择。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言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威胁要对华发动“贸易战”以及效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狂热，必然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民党:以德国2002年大选为例

以德国 2 0 0 2年联邦议院选举为案例 ,本文从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等三个方面对影响西欧社民党选举政治表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就德国而言 ,其东部地区突发水灾与中东地区战争危险骤增等机会环境因素和施罗德领导下社民党的积极竞选战略 ,而不是经济振兴与减少失业和新右翼政治议题主导了本次大选。结果 ,德国社民党主导的中左“红绿联盟”在最后时刻再次赢得了主体选民 ,而大选前曾长期在民意测验中领先的中右联盟党未能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