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的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并且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也常常对是否需要判处死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都会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另外,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否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也没有定论。由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会完全废除死刑,所以在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为此,我国《引渡法》也应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当引渡“遭遇”死刑

二战后,由于国际人权保护观念的高涨,“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死刑废止论的一个表征和限制引渡的“安全阀”之一,而引人注目.当引渡“遭遇”死刑,当死刑关涉人权,当三者聚合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时,在保留死刑和废除死刑的国家间,造成了一些互不谅解的情况.其实,就目前世界发展状况而言,生存权仍是一种相对权,保留死刑和保障人权并不矛盾,各国应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协商解决矛盾,实现生存权和公共秩序保护之间的均衡.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中西引渡条约》作为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第一次包含了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款。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请求国判处或执行死刑拒绝予以引渡的原则,此原则中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不仅包括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的人,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     

反腐败追逃中的死刑不引渡及其应对

我国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传统措施是引渡,而引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当下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立即废止尚不现实,因而死刑问题必将是我国境外追逃中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立法中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基于国际合作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依据引渡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承诺对被请求引渡的腐败分子不判处死刑来变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当引渡不能顺利实现时,我们也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引渡替代措施,以便于追逃工作的开展。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论我国“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困境,认为这种现状既不利于制裁罪犯,也不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及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借鉴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明确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并在法律中规定之,将其作为任择性拒绝引渡的事由之一,为协商解决留有余地。同时,又指出,在适用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完善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时,存在的种种担心,并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论特定性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的适用

特定性原则是引渡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特定性原则旨在规制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及量刑,主要目的是保护被引渡人的基本人权,附带保护被请求国的司法主权。引渡完成后,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和量刑应恪守特定性原则,但不应陷入教条主义,只要是对被引渡人有利的变更,都不违背特定性原则。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对被引渡人有利”,应结合特定性原则设置目的和保护利益及引渡双方国内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综合判定。     

藤森引渡案中的国际法问题

几经周折，历时数年的藤森引渡案终于以智利将藤森引渡回秘鲁接受审判而告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藤森引渡案涉及豁免权问题、双重国籍问题、人权保护问题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引渡中，引渡条约重要，外交努力和个案谈判也不可缺少；引渡是长期的工作，要讲究策略，锲而不舍；在引渡中应注重国际司法合作。     

从贪官外逃后的法律对策看引渡制度的最新发展

目前,我国抓回外逃贪官、追回转移到国外的国有资产的方式呈多样化态势发展,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引渡制度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死刑不引渡”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受到限制。引渡的替代措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注重抓回外逃贪官的同时,重视国有资产的追回。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适用的困境及进路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引渡制度会被经常运用到。它在维护被请求国政治中立地位、保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保障政治犯罪被请求引渡人的人权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但是由于政治犯罪的概念很难界定、各国的认定权分配模式迥异、在操作中容易滥用等困境也现实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分别做出明确政治犯罪的界定标准、赋予司法机关更大职权、限制政治犯罪的适用这三方面的正确引导。     

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人权保障

引渡中的主权和人权在引渡条约中总是处于博弈的双方。在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人权保障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依然存在若干缺失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引渡程序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必须兼顾主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      

强制性死刑问题研究

强制性死刑，又称绝对确定的死刑，是指当满足一定的罪状条件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必须判处死刑，并无任何裁量空间的确定性死刑刑罚。作为死刑的一种特殊情形，强制性死刑的设立旨在威慑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给予犯罪人以毁灭性打击。然而，强制性死刑不仅在国内法体系中面临着合理性危机，也在国际法层面上有违人权保障的要求。只有废除强制性死刑条款，才能避免出现上述两方面的弊病，更好地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试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

从立法到司法实践,我国死刑执行程序较以前对死刑犯人权的尊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从理念到原则、从制度到规则、从监督到保障、从责任到追究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确保通过正当的死刑执行程序,切实贯彻“少杀、慎杀、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并通过合理人性化的制度设置切实保障死刑犯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权。     

论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废除死刑尚不成熟,限制死刑已成必然的今天,强化对死刑犯实体权利的保障显得格外重要。如何论证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正当性,是一个关涉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根基性问题。对此,应当从角色理论、尊重少数理论、犯罪相对性理论、权力的隐形操作理论和犯罪二元关系理论加以把握。     

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构建

沉默权是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构建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讼诉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必然要求。我国应顺应国际趋势、借鉴两大法系有代表性国家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有限沉默权制度。     

人权坐标与死刑废除之关系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死刑严重侵犯了人权,要想发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必须废除死刑。但是,对人权渊源进行考察时可以发现,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人权起源和发展得益于基督教,对于缺乏基督教信仰的中国来说,对人权的引进和借鉴必然受到本国内在机理的抵触与检滤。况且,西方国家的人权双重评价标准以及用人权普遍性模糊人权特殊性的做法警示我们人权具有政治性和易变性;即使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也认为生命权并非绝对不可剥夺,当它具有"最严重的罪行"的特质以及在遵循"最严格的刑事程序"基础上就可以被剥夺,这在《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中已得以明确。因而,用人权攻讦死刑制度并非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