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星案看劝返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引渡的合法替代措施,劝返在外逃贪官的追逃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能够取得一举三得的效果。在引渡难、追逃难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犯罪分子的感召作用,因案施策积极开展劝返,促进境外追逃工作的顺利开展。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中西引渡条约》作为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第一次包含了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款。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请求国判处或执行死刑拒绝予以引渡的原则,此原则中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不仅包括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的人,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的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并且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也常常对是否需要判处死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都会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另外,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否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也没有定论。由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会完全废除死刑,所以在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为此,我国《引渡法》也应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论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与我国的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规则,弱化了双重犯罪原则,明确了腐败犯罪不应当视为政治犯罪。坚持条约前置主义与“死刑犯不引渡”是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法律障碍。     

论政治犯不引渡

本文在简要回顾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历史沿革之后，着重对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律意义有关的两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比较充分地探讨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具体含义及适用后，作者对政治犯不引渡的例外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     

反腐败追逃中的死刑不引渡及其应对

我国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传统措施是引渡,而引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当下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立即废止尚不现实,因而死刑问题必将是我国境外追逃中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立法中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基于国际合作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依据引渡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承诺对被请求引渡的腐败分子不判处死刑来变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当引渡不能顺利实现时,我们也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引渡替代措施,以便于追逃工作的开展。     

当引渡“遭遇”死刑

二战后,由于国际人权保护观念的高涨,“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死刑废止论的一个表征和限制引渡的“安全阀”之一,而引人注目.当引渡“遭遇”死刑,当死刑关涉人权,当三者聚合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时,在保留死刑和废除死刑的国家间,造成了一些互不谅解的情况.其实,就目前世界发展状况而言,生存权仍是一种相对权,保留死刑和保障人权并不矛盾,各国应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协商解决矛盾,实现生存权和公共秩序保护之间的均衡.     

国际刑法中的“或引渡或移管”原则论

“或引渡或移管”原则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修正和发展,有着特定的产生背景和具体内涵,可以恰当地弥补“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在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合作向纵深一体化推进的趋势下,“或引渡或移管”原则的价值意义将日益凸显,有望成为寻求有效的预防和惩处国际犯罪、跨国犯罪的新机制和新理论     

论我国“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困境,认为这种现状既不利于制裁罪犯,也不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及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借鉴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明确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并在法律中规定之,将其作为任择性拒绝引渡的事由之一,为协商解决留有余地。同时,又指出,在适用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完善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时,存在的种种担心,并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论特定性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的适用

特定性原则是引渡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特定性原则旨在规制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及量刑,主要目的是保护被引渡人的基本人权,附带保护被请求国的司法主权。引渡完成后,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和量刑应恪守特定性原则,但不应陷入教条主义,只要是对被引渡人有利的变更,都不违背特定性原则。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对被引渡人有利”,应结合特定性原则设置目的和保护利益及引渡双方国内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综合判定。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非引渡制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与六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引渡公约。同时,中国与这六个国家及其他很多非洲国家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拓展了中非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修订了传统的引渡原则,确立了附条件的非双重犯罪原则和缔约国国内法允许情况下腐败犯罪为非政治犯罪原则,大力倡导简化和快速引渡程序的应用和实践。虽然目前这些影响都还局限在反腐败犯罪领域,但是其必将深刻中非刑事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     

在华外国人向外引渡的障碍及对策研究简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拓展,大批外国人不断涌入我国,同时外国人犯罪的案件数和犯罪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引渡作为国际警务合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联合打击国际性犯罪、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引渡制度程序中,向外引渡容易成为被人忽视的领域.一国向外引渡的理论与实践的水平更能体现一国的法制水平和执法效率,也关系到一国的国际执法水平和国际法制形象.     

死刑不引渡原则中的人权与主权

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引渡的其它原则形成要晚，但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及在引渡制度中的地位却是其它原则无法比拟的。它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必然结果，是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死刑不引渡原则，不仅涉及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同时由于它涉及到国家主权与人权保障的问题，所以在最近几年，较之引渡的其他原则更备受瞩目。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论海峡两岸逃犯移交中的“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的重要原则,但由于＂政治犯罪＂概念本身难以界定等原因,导致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今国际司法协助中,政治犯罪不引渡不断受到限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例外＂,甚至已经有取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在海峡两岸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逃犯移交---＂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遣返中,同样面临着是否适用＂政治犯罪不移交＂的问题。作为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海峡两岸应当摒弃政治犯罪不移交原则。     

从余振东等案解析现代引渡制度的变革

引渡是司法协助的高级形态,是各国追究跨国有组织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基本合作手段。国内很多贪污犯罪嫌疑人利用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乘机逃往国外而逃避法律的惩罚。余振东案是中美双方司法合作的成功个案,通过此案及其他相关案例,可以看出现代引渡制度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腐败产生的原因、性质与反腐败的原则、指向——西方行政与管理理论的启示

以西方行政与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的局限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主要性质是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即主要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指向是腐败行为而非腐败现象,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相协调而非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