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通的理论:概念、问题与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对政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政策变通行为作出一番理论分析。文中界定了政策变通的定义与类型 ,提出了政策变通收益递减律 ,分析了政策变通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与搭便车问题 ,并力图提供政策变通发生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探析

大学生是社会价值的重要创造者,随着高校扩招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多项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宏观调控政策,基层就业与创业扶持政策,就业准入与派遣接收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外就业政策的研究来提出完善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措施。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Z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在梳理政策工具类型、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研究假设,认为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通过深度访谈四川Z乡的相关群体,选择该乡若干个案来具体分析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池资源供给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逻辑。文章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指出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是基本原则;引导类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管制类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类和自愿类工具逐渐增多是基本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性是如何影响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的。本文主要局限在于没有访谈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未能从他们那里选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     

政策分析与政策分析人员

政策分析与政策分析人员是政策分析领域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本围绕这两个概念，解释了政策分析的概念起源、学科特征、基本类型和研究途径，并阐述了政策分析人员的工作性质、机构背景、关注焦点和分析方法。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在约束与自主之间:政策文件嵌套的形成逻辑

政策文件嵌套是下级政府套用上级文件来论证政策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执行内容的合规性的一种行为,是科层制运作的功能载体和政策执行的工具手段。根据数量—内容的框架,政策文件嵌套可以被划分为循例型、行政型、借力型、重组型四种类型。政策文件嵌套每一种类型的形成都与约束性与自主性的强弱程度相匹配,约束性与自主性的不同组合构成政策文件嵌套的深层机制。由于约束性与自主性都有扩张的本性,两者的失调会带来政策文件嵌套的形式主义遮蔽风险。政策文件嵌套的风险实质上反映了纵向府际间权责关系的失调,因此规避风险需要以协调权责关系为主要方向。     

政策的社会评价研究

社会的发展与政策的制定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政策决定或引导着社会的发展,当今政策的价值取向趋向于人本主义,政策的社会评价越来越引起学者、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为何要进行政策的社会评价,介绍了政策社会评价的基本类型及政策的社会评价框架,提出政策社会评价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政策的社会评价。     

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及其协调性--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发展养老产业是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聚焦养老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其协调性分析框架,选取调查2006—2018年中央、陕西省及安康市的资料,分析国家、省、市三级层面现行养老产业政策文本,应用MAXQDA软件对其进行编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养老产业政策层级、政策发展历程、政策主体、政策效力、政策专项性、政策内容等进行双维协调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政策联系紧密,涉及的政策各要素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纵向、横向维度中的不协调因素。应通过丰富养老产业政策类型与内容、优化体系结构、加强相关部门合作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养老产业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的养老制度安排不应是应急策略,还必须考虑到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发展型福利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养老制度,试图为实现养老政策的发展型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发展型福利模式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整合,重视社会福利的生产主义特色,并致力于推进福利主体的能力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养老政策应首先重塑养老制度安排的价值立场,协调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关系,并由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进老年福利的适度普惠性、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促进老年人口参与发展过程、增进对未来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关注家庭能力发展在养老可持续性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对于政府审视现有养老制度安排,并合理选择养老政策改革的切入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如何治理“滞胀”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其中包括"滞胀"风险。"滞胀"的成因包括国际商品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经济结构转型成本上升等因素。在我国传统的调控体系中,由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滞胀"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来应对,但工资上涨恰恰又是诱发我国"滞胀"的原因之一,而且工资上涨将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因此,如何从供给出发,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以消除企业成本上升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就成为今后我国设计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社会服务领域政策理论构建初探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包括众多议题,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政策法规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建设,更要重视理论层面的建设,只有这样,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才算完整。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服务领域不仅需要一般科学研究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更需要用于指导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定位于政策的理论,即政策理论。本着这一目的,本文就社会服务领域理论的政策用途、如何构建和构建什么样的政策理论进行初步探索。     

国家级新区的时空分布、战略定位与政策特征--基于新区总体方案的政策文本分析

国家级新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协调区域发展和政策先行先试的重要功能,其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对已有国家级新区总体方案文本进行解读、比较、分析和归纳,有利于全面理解国家级新区的战略定位与政策体系,审视其历程,预见其发展。国家级新区设立时间分布的层次性体现了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全面深化,区域分布的战略性体现了国家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的核心要素总体概括为国家战略中心城市、开放型区域经济引擎、改革发展创新试点、高端产业基地、生态示范园区,但是部分新区核心功能定位缺失。国家级新区政策支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与新区战略定位、区域分布、发展状况的匹配,但是仍然存在着政策支持与新区实际状况脱节的现象。应当从明晰新区战略定位与核心功能、增强新区政策支持与战略定位的匹配度、促进政策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改革进程动态适应、推动政策试验与学习机制调整转型等方面促进新区的健康、创新发展。     

The birth,life, and death of policy instruments: 35 years of EU gender equality policy programmes

Policy instruments research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studying European Union governance. A growing interest in processes of (de-)legalisation and patterns of instrument choice requires a more process- and context-oriented analysis of the EU’s instrument selection. Using a political sociology approach, the article analyses patterns of instrument choice in soft law policy programmes, by examining the life cycle of EU gender equality policy programmes from 1982 to the present day. Gender equality policy programmes offe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Commission upgrades and downgrades policy instrument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atterns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re not necessarily inflexible once a policy instrument is selected. Instead, patterns vary while the instrument is (de-)legalised. Investigating gender equality policy programmes provides explanations for the shifts in the use of legislative instrumen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2015年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基于对“四刊”公共政策类论文的分析

通过对2015年度“四刊”中公共政策类论文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可以看到当前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政策执行、政策网络、公民参与等为热点主题,以定性思辨分析、文献资料研究为主导方法,分布在理论与方法探讨、政策过程研究、工具与价值思考、创新与变迁研究、比较研究与借鉴等多个领域。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实践背景,未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当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以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服务当前现实需要。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Mongolia's evolving security strategy: omni-enmeshment and balance of influence

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its 2010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2011 Foreign Policy Concept, Ulaanbaatar has formalised a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that has been readily apparent since 2000. Whereas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90s was formulated around an omni-enmeshment strategy, its foreign policy from 2000 onward is best conceptualised as an amalgam of omni-enmeshment and balance of influence. Ulaanbaatar'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mplicitly identifies China as the country's largest security concern. This sense of a China ‘challenge’ is mirrored in Ulaanbaatar's post-2000 foreign policy relations.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