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与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澳门"刑法典"规定了详尽的保安处分制度,而我国大陆现行法律中尚无此明文规定,只有类似于保安处分的保安性措施。本文通过对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和大陆法律、法规中的保安性措施进行比较探讨,以期对大陆刑法构建保安处分制度有所助益。     

浅谈行政性保安措施

浅谈行政性保安措施许兰玉张诗河保安处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刑罚制度，已为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所采纳，我国法学界要求在刑法中建制保安处分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些具有保安处分特性的措施多规定在刑法、行政法和政策之中。行政性保安措...     

论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建立

保安处分制度是对传统刑罚理念的重大创新,是刑罚的重要补充。保安处分与刑罚结合,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防卫社会安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保安处分制度,我国尚未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现有的法律对保安措施的规定也是混乱无序,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保安处分制度势在必行。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保安处分作为现代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体现了刑罚由报应刑向教育刑的巨大转变和进步,在近现代刑法研究领域和刑法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保安处分制度,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亟需建立完整的保安处分制度。     

刑法总则的修改与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

关于刑法修正案对“刑法总则”内容修改的合法性问题的“依法”审查,必须回归《立法法》的明确规定,笼统地断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刑法总则内容并不适当。“职业禁止”的保安处分法典化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国刑法上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二元制裁体系的正式形成,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修改完善有利于实现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良好功效,但是终身监禁制度的横空出世却使得我国刑法“死刑过多”老问题尚未解决、“生刑过重”新“病灶”业已生成,我国刑罚改革的发展前景可谓喜忧参半。终身监禁的创设性修订完全背离了无期徒刑保留论的基本立场,突出违反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经不起刑罚人道主义的正当性拷问,因而理论上应当反思“完全堵塞”犯罪人回归之路的终身监禁的合法性问题,立法上应删除在宣判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刑之际即事先“预判”终身监禁的新规定,保留无期徒刑“准许假释”等补救措施的既有规定。     

论澳门刑法的保安处分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在国家立法机关主持刑法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本文通过对澳门新旧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的种类、对象和原则等问题论述,阐明澳门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文章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保安处分理论和法律的缺陷,提出了借鉴澳门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的合理经验,完善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建设,特别强调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专章规定保安处分的科学性和积极意义。     

从形式主义的刑罚概念到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评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M诉德国案判决

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M诉德国案判决的主要争议在于德国刑法上的保安监督是否为一种刑罚以及保安监督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政府坚持形式主义的刑罚概念，认为保安监督只是德国刑法上的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不是一种刑罚；与此不同，欧洲人权法院则主张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认为德国刑法上的保安监督无异于一种刑罚。这两种不同的刑罚概念背后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从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出发，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措施而是一种刑罚，因此有珏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     

关于调整我国刑法结构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结构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刑法典中规定的犯罪大约相当于西方国家刑法典中规定的重罪,而没有将劳动教养、治安处罚这两类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轻罪、违警罪纳入其中,同时,保安处分措施也没有系统化;二是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行政或经济法律不能直接确立罪名和刑罚,这种定罪量刑单轨制模式无法适应当今法定犯大增的社会形势的需要。调整我国刑法结构的路径是: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将大量的法定犯直接规定在与之形同皮毛关系的行政或经济法律里;重新制定一部包含有重罪、轻罪、违警罪及保安处分措施的综合刑法典。     

论少年刑法

少年刑法可作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少年刑法是指规定少年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的少年刑法则是指关于不良行为、少年犯罪,以及保护处分与少年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少年刑法。少年刑法是我国刑法制度所忽略的领域。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少年刑法,实现对少年犯罪处遇以刑罚为重心到以保护处分为重心的转变,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刑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犯罪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

保护处分即少年犯罪处遇中具有替代(并非补充)刑罚性质的措施,它具有超越刑罚亦超越保安处分的鲜明特点,有犯罪之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之称。保护处分应当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即处分法定原则、处分优先原则和处分相称原则。保护处分包括机构性保护处分和非机构性保护处分两大基本类型。各国(地区)对于保护处分的类型设计及其运用无不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而以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保护处分是现代少年刑法的核心内容,仍然停留于报应主义阶段的我国少年刑法急需加快改革,建立保护处分制度。     

中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缺憾与改进

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     

论劳动教养在中国的法律归宿——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法律分析

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是对行为人予以处置的法律基础,社会危害性属于行为的范畴,而人身危险性属于行为人的范畴。社会危害性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因素,而人身危险性是影响法官裁决结果的一个或然因素,与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只对量刑发生次要作用。劳动教养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其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原因,其法理依据薄弱,法律地位不明。将劳动教养化解到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以非刑罚处罚和保安处分措施予以代替,符合法律发展的逻辑。     

论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之缺失

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在刑法学中至今仍无一席之地，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或者湮没于刑法的机能之中，或者在刑罚的正当化理论中若隐若现，即使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时代呼唤下，它也仅有微弱的回应。这是刑法裁判规范优先观念的产物，建立市民刑法，应树立行为规范优先的理念，重视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为此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反思法益之概念。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分野及趋同

客观主义从人的共同理性、人格同一性出发 ,以行为为中心 ,注重行为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评价 ;主观主义从人的超越理性、人格特殊性出发 ,以行为人为中心 ,强调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评价。 1 9世纪以来 ,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由对立走向折衷、调和以至统一 ,形成了折衷主义。刑法典与司法运作折射着其背后的理论蕴含。在当代刑法中 ,量刑不仅要依据行为、实害、故意、过失 ,而且需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此为量刑之折衷 ;人身危险性从两个角度介入定罪 ,是为定罪之折衷。     

关于调整中国刑法结构的思考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Firstly, the crimes that are defined in the Chinese criminal code a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felonies that are defined in the western criminal codes, whil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and penalty for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similar to the misdemeanors and violations in western countries respectively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criminal code, and meanwhile the security measure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zed. Secondly, crimes and penalties, except in criminal law, can not be prescribed in administrative laws and economic laws, and such single track system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fails to satisfy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number of mala prohibia has increased so much. The way to reform Chinese criminal law structure: Firstly, it is to establish a double track system, where mala prohibia should be prescribed in the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aws or economic laws; secondly, a comprehensive criminal code should be reformulated in which felonies, misdemeanors, violations and security measures are all included. Liu Renwen, Ph.D,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Law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iminal Policy (2004),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riminal Law (2007), Crimes of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Resources (2004); and research articles, such as: Reform of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riminal Law Review, 2001), Enhance the quality of death penalty cas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New Reports in Criminal Law, 2006).     

在押被告与律师会见通信权的保障与限制——以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为借镜

在押被告能够接触辩护律师并在不受监察的情况下进行会见通信,是达成有效辩护的关键,但基于监所秩序管理与刑事程序保全,又不能一概排除限制会见通信的措施。这里涉及不同目的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此欧洲人权法院裁判关于会见通信保障与限制的解释与运作值得参考。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自由交流权的立法基点,在押被告与辩护律师之间,应以会见通信不受监察为原则,限制会见通信为例外。监察措施应贯彻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构建防止监察手段滥用的程序担保措施。     

论刑法规范谦抑原则

刑法规范谦抑原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合理根据,即:它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是刑法人道化的要求,是刑法有限性的使然,是刑法经济性的体现。它包括必要性原则与最后性原则两个派生原则。前者要求刑法规范是社会调控确实必要的手段,后者要求刑法规范是在其他法律规范不足以进行社会调控时迫不得已才发挥社会调控功能的手段。其判断标准包括犯罪圈与刑事处分量两个方面。在犯罪圈方面,与之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在刑事处分量方面,与之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非刑罚化与轻刑化两个问题。     

析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两部刑法典都是客观主义性质的刑法典,1997年对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术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刑法基本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纯粹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无法说明我国刑法的基本性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法益侵害说存在缺陷,应同时考虑规范违反说才能正确解释刑法规范的性质。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从罪刑均衡到罪责刑相适应——兼论刑法中“人”的消隐与凸显

刑法理论发展史上,经由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对立纷争,罪刑关系经历了从罪刑均衡到"人"刑对应的演绎脉络。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确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藉由刑事责任论的建构和充实,较为完美地实现了罪刑关系范畴中行为考察和行为人评价的统一。梳理从罪刑均衡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伴随刑法理论的发展,犯罪人逐渐实现从消隐到凸显的地位变迁。当代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应是日益重视行为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格特征的评价。以此为视角,我国刑法学应从理论上更加重视主观因素和行为人因素的植入,在实践中更加关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和犯罪恶性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