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从最高人民法院一则指导性案例说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未区分二审期间,上诉人因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与不完全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义务的情况,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应明确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效力,并详细规定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反悔的问题。     

从吴梅诉西城纸业公司案论当事人执行和解

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当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和解协议时,执行债权人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对原执行名义的执行,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执行性,并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因此,赋予和解协议以执行力既是维护诚信、和谐的法治社会的需要,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执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执行和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司法效益,有利于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当事人之间遭受破坏的关系得到修复。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执行和解的效力问题不明确,执行和解的审查程序不规范,对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期限不合理,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健全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执行和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司法效益,有利于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当事人之间遭受破坏的关系得到修复。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执行和解的效力问题不明确,执行和解的审查程序不规范,对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期限不合理,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健全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应构建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思维。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在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合法性,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效力等内容作了专章的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对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节约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当前该制度仍面临范围过窄、协议效力不明确、缺乏刚性条款和可操作性程序等问题。应以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分析立法现状及执法困惑,端正公安机关执法理念,厘清相关法律概念,明晰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探索有效规范执法和完善和解程序,推动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涉及担保的执行和解——以程序选择权为视角

执行和解行为的性质应界定为间接清偿,以此区分作为新债的执行和解协议与作为旧债的原执行依据,从而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对于涉及担保的执行和解,首先应分析其是否符合执行担保的构成要件,然后再作相应的选择。     

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研究

刑事和解协议属于效力待定的"公私兼合"的契约形式,被害方和加害方享有缔约权和请求权,行使刑罚权的公权力主体享有提议、审查和监督权。该审查决定程序是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不但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也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对该协议的审查包括了对"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履行

执行和解既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执行中因其具有便于履行、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节约执行成本等良好功能而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执行立法所青睐.我国法律中的执行和解缺乏制度的特点,存在着种种弊端,尤其是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使执行和解应有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执行立法,使执行和解在我国执行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行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其性质、效力及救济等问题上的争议。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执行和解制度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