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的概念检讨——以《保险法》第十二条为核心

作为保险法上的核心概念，保险利益在保险理论和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保险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却存在诸多缺陷。保险利益的主体应该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保险利益以保险标的为基础，并不等同于保险标的，而保险标的的范围不但包括各种财产权利，还包括经济利益；保险利益只适用于人身保险领域，在保险利益的性质上，我们应坚持“经济关系说”的观点。     

《民法典》对“利益”保护的法理建构——逻辑基础、实现路径与实现方式

我国《民法典》将“利益”与“权利”并列为保护客体，但对于“利益”保护的逻辑基础、实现路径和实现方式，尚存在较多不明确之处。“法不禁止皆自由”具有对各种利益进行正当性证成的解释创设功能，是对利益提供保护的逻辑基础。《民法典》第126条中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实际上属于法益的不同类别，对利益予以救济的实质是实现法益的区分保护。不区分保护模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困境与实践弊端，应当予以扬弃，利益在《民法典》中的确认与实现必须以区分保护模式为唯一的实现路径。从法益区分保护的视角来看，规范应由规则、原则和一般条款三种规范类型组成，一般条款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三种规范对于利益的保护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利益”的解析与“衡量”的展开

之所以对于利益衡量依然存在“无法精确把握”的感觉和“恣意性”的批评,是由于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过于集中于“利益”而非“衡量”,并且对于“利益”的解析层次也流于简单。“利益”的解析分为三个层次:横向的完整性考量、纵向的评价位序和不同利益之间的理由层级。“衡量”并非比较,而是在个案中通过理性化的思考寻求衡平的方式。利益衡量的运用必须考虑不同法领域和不同情境而有所限定。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     

对罪犯的道德教育应以人为本——兼就罪犯拜金主义问题与孙咏梅同志商榷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不能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简单地斥之为“拜金主义”，“拜金主义”也不是万恶之源。要科学地认识人们对金钱、财富、利益的追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对罪犯的道德教育要以人为本，贴近生活，就必须重视罪犯的利益问题，同时应紧紧围绕如何“做人”这个中心话题，从“底线道德”和“小德”抓起。     

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现代公司股权分散的现实恰恰偏离了“股权至上”的逻辑,“股东至上”理论逐步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取代。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应运而生。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其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公司的利益可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这种制度的实质是确立公司机关为公司利益之正常代表之外,在特定条件下,公司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成为公司利益的代表,以矫正原有代表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公司整体利益或者公司公共利益的补充代表机制。     

简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认为是非法利益；第二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第三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第四类认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违背职务上要求的利益①。从此四类观点分析，非法利益是公认的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分歧在于“不应当得到的利益”、“不确定的利益”、“违背职务要求的利益”，这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类。笔者以为利益无论如何分类，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才能取得，并且刑法是通过评价人的行为即取得利益的方式手段来对不同种类的利益加以评价。笔者从获取利益的方式手段上将利益分为如下三类，便于从刑法的角度讨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盆。     

侵权救济四要件理论的力量 ——权益层级保护方法论之检讨

《民法通则》第106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未解决实定法列明的人身、财产“权利”以外的“利益”保护问题，而“纯粹财产损失”和“其他人格、身份利益”的侵权法保护问题，牵动着整个民事责任体系的结构。其中争议最大的“权利、法益与利益的区别保护或平等保护”命题，并非单纯法条文意、法律继受、比较法经验等形式概念诠释或法系偏好的选择结果，而是由权利、法益与利益的性质与转换关系决定。解释论上继受德国“三个小概括条款”模式存在诸多障碍，非为必要，应使侵权法回归其“保护合同以外利益的一般法和普通法”的功能，让“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此原本开放、可塑的传统侵权行为要件扮演其控制角色。     

抢劫、盗窃利益行为探究

抢劫、盗窃罪的对象应包括财产性利益。这样认定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务中的诸多困惑,使得刑事处罚上不再存在空隙。刑法第265条是利益盗窃罪的注意规定,也是抢劫、盗窃利益行为入罪的路径。在解释论上将“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利益”的做法比将“利益”与“财物”严格区分的做法更为妥适。     

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矛盾已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当前我们要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通过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     

WTO＂利益＂问题探析：非违法之诉视角

WTO争端的核心是利益的争端，“违法之诉”与“非违法之诉”的成立要件都包含“本协议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但两者“利益”的具体含义却是不同的。WTO非违法之诉成立的基本要件之一是依据相关协议所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受到抵销或减损，并且这种利益具有预期性，是信赖利益。在非违法之诉中，由于针对的是不与WTO相关协议相抵触的政府措施，因而对于“利益”的具体含义的分析和判定尤为重要。如果对“利益”的理解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则会出现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被滥用的风险。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阜阳奶粉事件、“瘦肉精”、“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正在拷问着我们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道德标准。由此扩展到各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法治意识问题凸显，不仅立法、监督等问题，还有企业本身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科学发展思路清顺风满帆争上游——记界首市人民检察院创优争先纪实

界首市检察院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为目标。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为动力，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扎实做好各项检察工作，为界首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利益”的判断标准——以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报告为例

“利益”是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本文根据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关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利益”所作解释,归纳指出“利益”的判断标准是看其是否给接受者带来了较正常商业待遇更优惠的交易条件,而且不以政府净支出的存在为前提,并强调“利益”在补贴定义中的独立地位。     

论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刑法中所规定的贿赂犯罪均涉及到“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但对“不正当利益”存在不同认识。本文从“不正当利益”基本含义出发,对之进行论述,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问题。     

利益衡量的界碑

利益衡量作为当前法院判决疑难案件的常用方法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利益衡量的滥用可分为“因缺少对利益结构的整体衡量而导致的滥用”和“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滥用”,这两者性质不同,解决的途径也不同。为避免利益衡量“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滥用”,解决问题的基本理念是选择妥当的法律制度并在该制度内进行利益衡量,并且其结果应当与整个法律制度相协调,具体界碑包括:“法外空间”不应进行利益衡量;应在妥当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利益衡量;应在同一法律关系中进行利益衡量;妥当的文义存在于法律制度中;选择妥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衡量的依据;法律救济不能的案件不进行利益衡量。     

论我国海上保险中应确立经济性保险利益原则

我国《保险法》所确立的“法律利益原则”同样适用于海上保险。对此 ,本文对比研究了“法律利益原则”与“经济利益原则”的优劣 ,指出了前者的缺陷及在我国海上保险中采用“经济利益原则”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认为在我国海上保险中应确立经济性保险利益原则。     

用“三个至上”统领法院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一指导法院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成立要件

刑法389条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与此相对应，刑法385条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对行贿罪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认识，而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议论较少，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成立的要件。因为，受贿罪巾“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限制了检察机关对受贿犯罪的打击范围。     

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

任何提交司法机构要求予以审判的民事纠纷都必须具有一种获得本案司法裁判的必要性 ,对于这种必要性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冠之以“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概念的出现与利益法学思潮对民事诉讼领域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其本质是国家在其司法裁判供给问题上的一种判断。诉的利益的判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 ,这种利益衡量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是原告与其他纳税人之间 ,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诉的利益问题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存在一定的尺度 ,它要求法官立足于社会需求作出符合基本正义的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