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要素与网络特征

大气污染具有扩散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多个部门、多个地区的协调配合。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组织成为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工作,并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组织。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识别这些组织的特征是区域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协同组织是通过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正式机构连接而成,具有网络特征的倾向,故以Provan提出的共享型(SG)、领导型(NLO)和行政型(NAO)三种网络治理模式为理论基础,结合Ansell合作治理框架提出识别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模型,并以我国实际组织案例进行验证分析。研究发现,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并非与三种网络治理模式完全对应,故分为联席类、牵头类和支持类三种组织。联席类组织适合于合作基础较好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联合性质的组织;牵头类组织适合于范围中等且成员异质性高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领导、指挥和协调性质的组织;支持类组织适合于规模较大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关联区域,对应具有成员多元化或领导性质的组织。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构建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思考

我国的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重大跨界水污染事件更是频发,跨界水污染急需得到重视和整治。由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政府公信力打折。我国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行政区划造成的分头管理、治理机制的局限都是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未来,对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完善应追根溯源,从意识、绩效评估方式、管理协调、政府间的相互信任等方面做起,对我国保护跨界水资源有重大意义,对保障人民的饮用水安全也起到作用。     

建构流域跨界水环境污染协作治理机制

我国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跨界污染是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之一。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横向分割、治理行动协调难、府际间协作治理执行依据不明确等是影响流域跨界水污染协作治理的主要原因。建立流域跨界水污染的防治机制、协调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完善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中国“跨省城市区域”的跨界治理体制优化路径与策略

建设跨省级都市圈、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我国跨越省都市圈、城市群纳入统一的“跨省城市区域”范畴,对其基本内涵、治理模式进行了一般性归纳总结,分析了其跨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跨省都市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跨界治理机构不健全抑或缺乏法定职责权限;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常态化、规模化参与不足;跨区域财税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立法及政策差异制约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等。未来,重点要从体制创新、规划引领、机制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等方面出发,采取相应的跨界治理行动策略。     

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协同领导体系构建：超越个体层面的公共领导新发展

在超越个体层面的公共领导研究视角下,公共领导是一种复杂机制,是嵌于包含政治引领、组织管理和资源动员等复杂治理体系中的要素关系和运行方式。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疏理,在其基础上归纳出基于个体/特质、情境/权变、关系/网络和多元主体/整合框架等四种研究路径。作为一种整合性公共领导框架,重点围绕绩效领导的概念体系和功能机制,分析了我国党政体制为绩效领导提供的价值传导渠道、战略创新平台和组织支撑等有利条件。同时将绩效领导作为我国深化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理论突破,提出基于我国党政体制发展绩效领导力的三个关键问题是:党政体制中绩效领导的价值、愿景和效率的输入与输出;绩效领导的价值属性、战略属性和工具属性间的动态关系;与绩效领导结构相匹配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班子建设制度。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省际边缘区域贫困的整体性治理途径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省际边缘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封闭落后的特征使其更容易陷入区域整体性贫困状态,而在贫困治理上通常面临区域发展政策边缘化、部门政策叠加与冲突并存、区域壁垒与地方竞争并存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应引入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采取构建省际边缘区域贫困治理目标导向、主体结构、制度体系、跨界协作和信息平台等整体性治理途径。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测量治理：国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治理的测量是构建经验性治理理论的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学者创建的测定治理的原则及指标体系,并对其获取资料和数据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地方治理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并初步设计了基层地方政府层次的治理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这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乡镇基层地方治理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认为,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研究取向,为政治和行政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视野。国外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价值定位和实证角度的获取资料和数据的方法也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同时主张,作为一个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在利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相关社会现象时要意识到其理论和测定概念指标的适用性问题。     

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研究

完善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和健全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是防范企业年金基金风险和保障计划受益人利益的关键。根据中国信托型企业年金计划管理模式的特点,科学合理地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并分析了包括内部控制、托管人委托限定、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监管在内的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治理机制。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