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立法中"现代商人法"的性质和适用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国际商事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调整这种跨国性商事关系的法律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现代商人法正是这一变革的产物和表现.我国有关立法中的现代商人法则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具有"边缘性"、"自治性"、"综合性"的特点.但是,我国立法中关于现代商人法的规定,无论在含义、性质和适用范围和条件等问题上,在理论界与实践中均存在种种分歧,应在立法中作出更科学、权成的法律解释,以统一认识,使其更有利于调整国际商事关系.     

略论商事主体法定原则

商事主体法定是指商事主体类型、资格和程序均须明确规定，符合规定的主体得以实施以商人身份进行交易行为的市场准入制度。现代各国一般都制定有大量的强行性法规对商事主体资格予以严格控制，形成了商事主体严格法定原则。它主要包括商事主体的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和公示法定三个方面。     

论“商事通则”立法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商法的国际性本质以及现代市场交易的特征决定了"商事通则"的构建必须具有国际化的思路。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打造"商事通则"的理性架构;以内外一体化的模式设计"商事通则"的具体制度;以商事救济制度的自裁性和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彰显"商事通则"的国际化。     

德国商法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及其借鉴

权利外观责任肇始于德国民法,因其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和交易安全之维护,在德国商法中同样有着极广的适用空间。权利外观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外观事实的存在、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因果关系及可归责性。在德国商法中,权利外观责任主要适用于商事登记、表见商人、不正确的商号、商事交易中的缄默等制度中。我国商事立法应借鉴德国商法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制度,通过制定《商事通则》、完善商事登记立法和商业名称立法等举措,构建我国的商事权利外观责任制度。     

《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与基本原则

制定<商事通则>要考虑立法资源的节约与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商事通则>应致力于协调民商法的关系,确立商事一般规则,要规范商主体的一般规定、商人名称与营业转让、商业雇员、商事登记、商事账簿、商人团体、商事代理.<商事通则>中不宜规定不具有一般性的内容,如商事责任、商事行为、商事短期诉讼时效等.要反对以社会责任观念限制商主体的营利性,营利性原则是<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而保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效率和商主体法定是营利性原则派生的规则.     

论商人资格的取得与丧失

商人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关乎着商人的“准入、退出制度”,对规范商人从事商事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商事通则》的制定为契机,从对国外商人资格取得与丧失的立法例考察和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人的商人资格取得与丧失的分析入手,建议在未来《商事通则》中作出对商人消极资格的规定,对商人积极资格取得与丧失按照设立中的商人、商个人、商合伙、商法人的分类以条文的形式分别作出规定,以实现商事立法的系统化、科学化。     

商事关系内容的建构简

商事关系是由至少一方是具有商人资格的商主体参与的法律关系，其目的是规范并促进商人的商事交易。商人的特性决定了商事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关系，而非权利；其内容应以义务和责任为主来建构，而非普通民事关系那样以权利为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以关系论和义务、责任来建构商事关系，有利于塑造负责任的商主体，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国际商事惯例合意选择条款的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有关条款

国际惯例合意选择是自治性商人法理论所创设的旨在使国际商事交易全面摆脱国内法影响的新的选法规则。基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独特价值,其已为一些仲裁立法所吸纳,而由于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的特殊功能,其成为商事诉讼中一项选法规则的条件尚未成熟。     

法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夫妻商事能力和商事责任研究

[摘要] 夫妻配偶在当代社会都获得了商事能力，可以共同或者单独从事商事活动；夫妻商事能力的获得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商法领域的反映，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夫妻在从事商事活动时除了要享有相应的权利之外还应承担众多的义务和责任；为了保护与配偶商人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的利益，配偶商人应当承担公示夫妻财产制的义务。     

我国商主体法律制度的评判与重构

基于商事交易迅捷与安全的价值追求,商主体有区别于民事主体立法的制度需求．我国现行商主体法律制度过分强调交易安全,以牺牲交易效率为代价,客观上不利于财富的创造．面临全球化的商主体制度竞争,我国的商主体法律制度应从法的价值．立法技术、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等方面进行完善或重构．     

论商法的价值基础

不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商法都具有独立的价值。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是商人阶层的发展促进了商法的发展,商人阶层是商法的历史基础。而商法在现代法中的原则和价值取向更加表明了商法具有不同于民法的价值。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是商法的理论基础。     

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中国仲裁制度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与趋同

国际商事仲裁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常用方法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统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越来越成为必须与必然。我国的仲裁法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出现了与国际商事仲裁多方面的趋同。     

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的适用与发展趋势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是国际贸易全球化的应然产物,其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功能愈加凸显。《通则》于司法实践中不仅可以经当事人的选择成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可以经由法庭的裁量充当国际商事合同的准据法。中国也已有一些与此相关的司法案例,学界以往一直对《通则》能否作为合同准据法适用存有质疑。201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加剧了这种质疑。     

惩治当代海盗的法律对策研究——以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视角

2008年以来,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海盗活动猖獗,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多次作出决议,十几个国家派出军舰在该水域为商船护航,但是该国际航运水道的安全形势并未根本好转。索马里国内长期社会动荡是滋生海盗的内部原因,惩治海盗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功能缺失是现代海盗活动蔓延的外部条件。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出台标本兼治的措施,推动索马里实现国内和平,并且积极倡导完善有关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推动成员国修改本国刑事法律以实现各国国内法律在打击海盗犯罪场合与有关国际条约有效衔接。     

析商法的起源——兼谈加入WTO与我国商法的振兴

商法的起源问题是商法理论的基础问题。关于商法的起源有多种学说,但独立的商法起源于中世纪。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人阶层的产生及力量的壮大是商法产生的必要条件。打破传统、勇于创新,扶持商人阶层是研究商法的起源对振兴我国商法的重大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

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对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思考

商业贿赂是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秩序,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根据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特点,借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国际组织制定的反腐败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制定我国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