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中"情"字的哲学意涵

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情"字的各种义项,另一方面又将"情"视为"好恶喜怒哀乐"的抽象概括,更是把"情"视为"性之质","欲"之源,是"恶"性的集中表现.荀子以"欲"释情,实际上并非片面的否定情,他已经看到了"情之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荀子性情思想的最大创新在于,把"情"与"伪"、"知"、"能"等知性方面的范畴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对心言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性情交接出纳的运动之中,来把握"情"的提升、改造.另一方面,荀子以以"礼"则情而近于"法",这是脱离先秦儒家传统思想的轨范的,他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孟人学思想的传统,这为秦始皇在中国的暴政统治,乃至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奏响了理论的先声.     

《荀子》与"教化"

在<荀子>出现之前,儒家典籍中无"教化"一词,"教"与"化"连用,在儒家典籍中首次出现在<荀子>中."教化"作为一个双音词,既有"教"的涵义,又有"化"的涵义.可是现在流行的许多辞典中,把"教化"之"化"解释为"感化",此解不合于荀子的原意.荀子所讲的"化"是指人长期生活在某种环境中,他原有的思想道德面貌就逐渐会被环境所改变,"化"是环境对人的道德思想所产生影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人是感觉不到的.荀子提出的既"教"又"化"思想,是对先秦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完善.他纠正了只重视"教诲"而忽视"教化"的倾向.理解荀子的这一思想,对于改进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荀子"性恶"思想渊源探析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儒家学说从"迂远而阔于事情",走向现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荀子对儒家致用取向的这一转变,是以"性恶论"为思想基础."性恶论"的提出,使荀子名重当时,也使其遭受后儒的许多批评.但当后儒批评荀子以"性恶论"取代孔孟"性善论"势必动摇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论基石时,他们很少考虑荀子为什么要提出"性恶论".荀子"性恶"思想产生的缘由主要有对"性"的不同理解、孔孟的政治挫折、稷下学说的影响、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刺激等方面.     

玉屏风散释名、类方及其出处考证

中医经典名方玉屏风散,方名源于该方有益气固表之功效,以及防风之别名谓"屏风",故名玉屏风散。玉屏风散是一组类方,名异药同方有4首,分别是白术防风汤、黄芪汤、玉屏风散、白术黄芪汤;名同药异方也有4首,分别是《究原方》玉屏风散、《古今医鉴》玉屏风散、《麻科活人全书》玉屏风散、《笔花医镜》玉屏风散。该类方最早应为刘完素所创,记录于《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最早以"玉屏风散"命名的书籍为《究原方》或《仁存方》,现存最早记载并以"玉屏风散"命名的书籍是《丹溪心法》。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要

孟子是中国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人性善的哲人.他的性善论、他的人性观,不但是其"仁政"学说和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孟子的不懈努力,创立了性善论,才使中国思想发展史没有偏向老子的"性无善恶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如此乐善不已、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伦理资源,有利于我们的伦理学理论研究和现实的道德建设.     

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逻辑起点、 逻辑终点及逻辑中介

逻辑起点、逻辑终点和逻辑中介是思想体系的逻辑三要素。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逻辑起点,"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是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逻辑终点,而当前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则是贯通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逻辑中介。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逻辑结构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框架,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民族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荀子“性恶论”探讨——兼与孟子“性善论”比较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但人有理解和实践礼义法度的资质和才具,可以在后天通过自己努力磨砺,并在贤师和良友帮助下,化性起伪,而趋于善,并最终成为圣人。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表面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完整考察他们关于人性的思想,则是可相通的,而荀子实际上也有被误解之处。     

从"安定有序"的维度探究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

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但其中的核心之处在于他对作为和谐社会要素之一的"安定有序"的强调和重视.从国内视角看,邓小平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逻辑前提的国内和谐稳定观;从国际视角看,邓小平形成了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为逻辑前提的国际和谐稳定观.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诸概念的研究

二十世纪初 ,梁启超最早对墨家逻辑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 ,初步提出了一个墨家逻辑的体系。在《墨子之伦理学》、《墨学微》、《墨子学案》中 ,先后提出了辩、名、辞、说、实意故 (实、意、故 )、举、类、达、私、取、予、或、假、效、譬、侔、援、推、正、法、仪、同、异等逻辑学概念。     

章太炎"群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章太炎的"群独"思想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在群独理论的建构中,他以互释的方式阐释"群"与"独"的概念,辩证地指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在此,他解构了传统群独对立的二元模式,建构了群独融通合一的大独观与大群观.章太炎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原则,但在"不齐而齐"的本体原则与"各是其是"的秩序理想的阐释下,价值原则最终导向了群体,体现出其"群独"思想中个体与群体同向性的理论旨归.在全球化视域下,在共生原则的支配下,章太炎的"群独"理论可为当今时代思考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