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年司法改革推进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的起步是对现代司法程序改革、刑罚轻刑化、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和少年司法制度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中国的社区矫正要向前推进,应当以少年司法改革为先导。社区矫正的功能评估应以观护措施为主,以矫正措施为辅,对少年违法行为的处遇原则应依据少年犯罪的原因,而不是依据少年犯罪的危害结果,对少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的核心是要保障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社区矫正不仅要注意个别化处遏的体现,还要注意矫正范围和功能的泛化。     

少年刑事司法体系中社区处遇探讨

社区处遇有利于犯罪者重返社会,尤其对犯轻罪的犯罪者及少年犯事者;社区处遇的施行也成为世界上少年刑事司法体系改革的发展方向,其目的多在于減少机构处遇对少年犯事者的标签,使他们可在社区环境中重新适应,继续学习与接受辅导,以便他们能够早日重返社会。     

论西方国家少年司法理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少年司法的理念上,西方法治国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少年司法的目的是保护、教育和矫治违法青少年,少年司法强调实质公正而非形式公正,强调国家和社会责任.而在"教育为主、感化为辅"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中,少年权利的特殊保护、教育与矫正等理念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强调.     

保安处分与中国保安性措施改造

保安处分的实质是对具有人身危险性而可能危害社会者施以预防性的隔离排害或禁戒矫治类处遇,以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保安处分必须由法定主体依法定权限和方式科处.我国存在着类似保安处分的保安性措施.改造现行保安性措施使其成为制度化的保安处分应采取保安处分与刑罚并立于刑事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制立法模式,保安处分科处条件法定化,科处程序司法化,科学处遇等进路.     

刑事司法行为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

学术界对刑事司法行为存在着混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的现象。对于欺骗性取证、引诱性取证等有着"相对之恶"的司法行为,这种混淆容易使人们依据司法实践中对这类行为的现实容许而反推其合法性,从而质疑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效力。应当在逻辑上严格区分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同时将程序性制裁只是作为法律处遇可用的手段之一。法律评价与法律处遇两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可以为妥当的利益平衡创造理论空间,为刑事诉讼法的合理解释提供理论支持。     

对收容教养犯罪少年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少年违法犯罪近年来呈现上升的态势,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收容教养犯罪少年,对打击少年犯罪活动,教育改造犯罪少年,有效地遏制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保护、惩治与预防——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变迁七十年(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核心目的的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架构到日趋完善的阶段。其中,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文件,确立了我国"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同时设置了具体的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和审判要求,以契合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价值取向。少年法庭、少年检察机构的相继设立与发展,为实现上述司法干预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现有的依托于刑事案件的单一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当在区分式的独立少年法体系中,将多元的保护处分、分级处遇程序和关注于事先预防的临界预防程序纳入现有的司法干预体系中,"以教代刑",以更好地实现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的矫治和预防。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大学生犯罪处遇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大学生犯罪司法处遇中适用的依据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下大学生犯罪的司法处遇措施主要包括非犯罪化措施、非刑罚化措施和非监禁化措施三个方面。     

少年网络犯罪防治新思路

少年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手段高科技性、犯罪行为诱因的多发性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在当下的法律框架内,完善少年网络犯罪专门司法的机关及人员建设,将一些少年网络犯罪行为的司法处理确立为司法判例,是防治少年网络犯罪新思路。     

非监禁刑：犯罪未成年人矫治与预防的路径选择——基于实证的思考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是挽救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最好途径,它不仅可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预防他们再次犯罪。但由于对非监禁刑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存在缺陷、司法环境困扰和部门衔接不畅等原因,我国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还存在适用比例、适用刑种、适用区域、适用属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增加了社会风险;与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相悖,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侵蚀了司法正义;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相悖,减损了刑罚功能。减少、纠正这些偏差,应树立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立法、建立部门衔接机制、探索多种矫正模式。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下)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现状之探究

目前,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有关程序问题、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有关程序问题、单位犯罪处罚程序问题、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问题等。二者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些不协调势必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一定影响。笔者从二者的理论研究方面、立法过程方面、修正案方面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一些探讨。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上)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论刑事法治领域保障人权之实现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明确写入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中,但要在刑事法治领域真正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则必须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的执行三个环节融入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常识、常情、常理,在刑事立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抽象到各刑事法条款中,在刑事司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还原到具体的案件中,在刑罚的执行环节将常识、常情、常理融入到各种行刑中,从而在刑事法治领域彻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     

浅析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十分普遍,是我国刑事诉讼一大痼疾。刑讯逼供严重阻碍我国司法文明的进程,妨害我国司法公正。防范刑讯逼供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程序正义、防范冤家错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包括传统法律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侦查水平的限制等等。防范刑讯逼供应当从加强执法为民教育,改变侦查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着手。     

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是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使其尽快回归社会的有效制度之一。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含义的阐述和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有关制度的介绍,进一步提出我国应引入恢复性司法模式,设立不起诉调查程序,建立不起诉听证程序和建立帮教制度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度不起诉制度提供借鉴。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