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模式”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与要求,英、美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标志性旗号的行政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西方发源并逐步席卷到整个世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的发展,为其他国家公共部门管理与改革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示范性效应。因此,如何全面看待这场改革运动并借鉴其经验,对谋求通过改革以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价值不言而喻。     

新公共管理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它以现代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引入私营部门的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有重要启示，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先后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这一改革体现了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思想应运而生。在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对政府管理体制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和调整,西方政府成功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改革具有积极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与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行政体制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即新公共管理的革命。新公共管理革命推动了整个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使其公务员制度改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     

论企业型政府理论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加深,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随之兴起,奥斯本等人提出的企业型政府理论应运而生。本文从企业型政府理论的产生背景、原因和特征等方面分析了企业型政府理论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的借鉴之处。     

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荷兰行政范式转换的特色

荷兰行政范式经过短短十余年,已比较彻底地从传统公共行政转向新公共管理范式,是西方行政改革成功典范之一。由于荷兰此次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转变之彻底,从而在整个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色。     

《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实践与反思》专栏征稿启事

新西兰于1980年代上半叶发动的公共部门改革，以其彻底、激进和持续性，在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公共管理部门和学界，曾扮演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先锋角色，为众多学者所推崇，也为众多国家所追随。然而，近年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死亡”的强烈的声音。     

“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未来趋向

新公共管理与旧公共行政相比,有其显著的进步性,因为它打破了公共行政一直由僵化的、等级制的官僚组织形式所支配的局面.尽管新公共管理仍然是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体系,但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新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之考察与启示

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在多年的探索中,普遍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专司行政审判职能,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我国有着和大陆法系国家相似的成文法传统,研究西方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的运作模式,对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就在于建立行政法院。     

解困行政审批改革的新路径

新一轮如火如荼开展的行政审批改革,并没有呈现出摆脱运动化、形式化痼疾的明显迹象,行政审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问题依然严重。行政许可法集中收拢设定权、加强公众参与、提供自由主义标准以及明确事后跟踪评价等规制方案,无力使行政审批改革脱困于结构性制约。克服困境的思路之一,是关注行政体系和过程内部的结构设计,以及这种内部结构嵌入外部结构的整个系统,通过专门的行政改革委员会、开放的研究计划和议程设置、公众和专家充分参与的民主商议、年度和专题的行政改革研究报告以及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等机制,使行政审批改革常态化、持续化、规范化。     

Infusing Public Law into Privatized Welfare: Lawyers,Economists, and the Competing Logic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Along with the trend toward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and replacing the legal culture of public bureaucracies with market logic through privatization, we are also witnessing instances of “public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law norms and mechanisms to privatized service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lawyers and economists in the dynamics of thes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Using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welfare‐to‐work reform in Israel, it show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decision making and accountability patterns under NPM was the result of competing efforts by these professional groups to appropriate the “privatized state” to accord with their own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terests. While economists advanced a “market” logic, lawyers tried to reproduce the logic of “law” in the post‐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eventually public law norms were re‐infused into privatized welfare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power of the lawyers in the regulatory space, along with wider political and social support for the entrenched legalistic mechanis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battle of norms” between lawyers and economists, there were also concessions that led to the redrawing of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law along more functional, rather than formal, lines.     

20世纪末美国政府规制改革历程及启示

为了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及国际竞争,摆脱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相继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其中,放松规制改革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规制改革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的很多做法和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学习和借鉴。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兼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豁免

反垄断法不宜规制行政垄断,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虽同为转型期国家,但由于改革手段、目标的不同,反垄断的规制领域也不一样.中国渐进式改革决定了应采取适度干预的政策,以保证社会公正和整体效率.     

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分析——一种行政法视野下的新解读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有着不同于西方自然垄断的特点,那就是我国的的自然垄断行业是与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就应当符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文章主要从分析自然垄断的政府规制的方式入手,指出了现有几种规制方式的不足之处,并根据WTO的要求,指出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应当进行改革,包括进行国有化改革、积极引入激励性规制机制、扩大社会团体的作用等。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公务员惩戒处分的救济制度比较研究

公务员对惩戒处分应有充分而适当的救济途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代表了公务员法治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务员人权的保障。我国的公务员法制欠缺相关的规定,并且即便是有规定而在实践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借鉴公务员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的做法,整合现行的申诉、申请复核制度,允许受惩戒公务员提起行政诉讼,并赋予相应的实体权利保障。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建立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分税制改革的目标。始于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仍存在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从事权、财权及转移支付角度重新审视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并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是构建新型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