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新公共治理理论及对中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影响

斯蒂芬·奥斯本在《新公共治理?》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治理"一说。那么,新公共治理究竟"新"在何处?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对新公共治理范式从理论基础、资源分配机制、价值基础、系统结构、政府角色等方面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在新公共治理理论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在分析单位、评价维度和公共价值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对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变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新公共治理范式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分析单位由个体转为系统,关系绩效成为新的评价维度,政府绩效的合法性和公共价值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国政府改革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系统绩效、关系绩效和公共价值还远未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关注焦点。     

从测量到治理:构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

公共价值管理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公共行政新范式,创造公共价值被视为新范式下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近几年,学者们主要从范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公共价值管理的主要观点和范式意义,但微观上如何测量公共价值,并回应公共价值治理和创造的挑战尚缺系统研究,公共价值测量、管理、治理和创造的关系也并不清楚。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在公共价值测量的哲学基础上,本文从过程和内容两个层面阐释了公共价值测量的研究,包括其理论框架、方法和体系等。本文认为,公共价值治理包含了公共价值的识别、管理以及确认等三个环节,公共价值测量贯穿于公共价值治理的全过程,公共价值事前测量为公共价值识别累积信息基础,事中测量确保公共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事后测量为公共价值的确认与治理提供改进着力点。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公共价值领域的未来重点研究问题,包括开发设计公共价值测量量表、分析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影响因素与结果、公共价值冲突的形成机理和解决途径等。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本文对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社会治理中的伦理精神与伦理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农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权力意志开展活动,工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法的精神开展活动,而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则显现出依据伦理精神开展活动的需求。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它建立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必然要依据伦理精神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效率观、法治观和权力观都属于科学观的范畴,而伦理观则是这些科学观的调节和整合因素,为科学观提供目标导向和价值定位。公共管理把社会公正的获得作为自身的基本目标,公共管理的价值就体现为提供社会公正,而公共管理伦理正是公共管理提供社会公正的保障。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西方治理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建设的若干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启动了政府改革运动。对改革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理论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这些理论创新为我国目前的社会治理建设中治理思维、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整体性治理:地方公共服务改革的新趋向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为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思路.但整体性治理也可能带来地方利益集团成长、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公共服务责任界定等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

区域政府间合作治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了当今公共管理实践中最受瞩目的趋势。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就是合作治理，该理论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分析，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区域发展实践提供合理的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区域多中心协同治理中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

在公共治理领域，政府长期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实践证明，政府也存在失灵的现象，靠政府单中心治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公共管理领域中公众的需求。公共事务的治理将更多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将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在协同治理时，主体间如何互动，才能完成协作目标？那么互动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的价值及其挑战

协同治理本质上是通过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协调,实现共同行动、联合结构和资源共享.协同治理有助于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民主参与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推进和服务型政府的达成;有助于政府主导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优质提供;有助于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政策效能的实现.在展现其明显优势的同时,协同治理也面临许多问题,为政府带来了诸如目标一致的困难、监督管理的畸形、沟通和协调的不畅、劣质标杆与社会惰化,以及对公共物品的多元提供的质疑和政府合法性的流失等一系列新的管理挑战.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一套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我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多元的功能,是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以及城市活力和多元生活的重要源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存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典型模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公共空间治理遭遇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迷失、治理边界与治理责任的模糊,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的张力三重治理困境。为此,要从树立民本、服务和宜居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和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创造美好城市生活。     

社会治安治理建设路径研究

善治理论与实践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治安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社会治安的善治.因此,应从善治理论出发,以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立足点,探讨社会治安治理的法治化治理、参与性治理和有效性治理,深入分析善治理论下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为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建设路径,使其最终走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