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论合作治理中的公共承诺机制

农业社会中,具有宗教色彩的承诺负载的主要是道德上的责任;工业社会以来,自然法学派将承诺的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在法律强制的背后,承诺失去了内在的道德约束力。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行政模式呼唤公共承诺机制的产生。在合作治理中公共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是公共承诺机制的必然主体。公共承诺机制是服务型政府实现服务理念的良好途径,是消除公共产品中"搭便车"和"看门人"现象的有效方法,将促进公共责任的恢复和合作主体间信任度的提高,最终将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论行政决策责任

行政决策责任是一个由政治责任、宪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五方面构成的复杂的责任体系。在行政决策责任体系中,道德责任是主观责任,其余四种属于客观责任,宪法责任处于核心地位,道德责任是法律责任的补充和升华,各责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要使行政决策责任得以实现,必须强化行政决策主体的责任信念,培养其良好的行政品德,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搞好配套制度建设。     

行政道德责任: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

责任政府(或政府责任)是以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形式来体现的,在诸多形式中行政道德责任居于核心地位,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基本内容。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而要实现政道德责任就必须建立起实现机制,包括自我控制机制和外部惩罚机制等。     

公司社会责任性质:道德责任定位及其价值

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分歧中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具有实质的不同。当今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主要争论存在于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上。公司社会责任的真正性质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所谓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正确定位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责任性质,有利于维护公司权利、理顺公司治理,化解"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缺乏可操作性的难题。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结构、方式与责任

结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媒介,其包含有结构主体及结构设置。借由比较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方式的异同,透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能方式。公共治理理论对多元主体的追求有引致责任模糊的风险。这要求政府(执政党)勇于担当首要公共治理责任。公民亦必须承担相应的公民责任。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国内转型发展的挑战、自身内在的基因缺陷以及治理失灵构成了我国线型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维动因.网络治理是世界范围内新兴的公共治理范武,具有理论内核的优质性和实践验证的有效性,成为公共治理结构的转型目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要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重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设计,重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治理能力.     

风险治理的责任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落实——基于我国十大典型药害事件的案例分析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合作治理,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在厘清责任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配合。通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考察我国典型药害事件的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各主体责任彼此孤立、整体责任落实呈碎片化特征。基于多主体责任分析框架,可从四个方面落实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路径:重视全方位监管,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外部规范与内部自律同时作用,强化企业第一责任意识;整合外部协同力量,提升社会履责能力;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明确各责任主体在工作协调联动过程中的有关职责。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

<正>在善治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政治安全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治理主体创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在治理机制中,由于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部门等主体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也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2)治理理念创新——从舆论管制向舆情引导转变。首先,鼓励培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概念与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多元共治模式,其提出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博弈理论等,其基本特征则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结构的网络性和治理结果的共赢性等方面,若要将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在实践层面予以建构,则需要从树立共治理念、协商各方利益、实现信息共享、优化治理结构和建立健全制度等方面思考.     

农村校车服务与安全保障的政府责任界说——基于肯斯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框架

校车安全问题是当前农村教育安全的首要问题,农村校车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但政府责任居于最为关键的位置。采用肯斯的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分析框架,结合近年来农村重大校车事故的责任实现,对校车服务的政府一方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责任边界不清,政府与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服务对象间自由裁量责任、法律责任、协议责任、预期责任失衡是导致事故频发和校车服务严重不足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因此,最大限度上预防校车事故的发生,需要重新厘清政社关系边界,调整政府职能,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区间,推动政府多维责任的落实和与社会合作治理。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略论社会治理中的道德支撑

道德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突出体现为:道德能够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存在和合作提供合理性和可能性论证,并内隐于主体的价值观念之中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行,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道德不仅以柔性规范的非成文形式构成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而且与其他成文制度相得益彰,保障成文制度的良性运转和变革创新,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道德还能够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秩序,为社会治理创设良好的价值环境和社会氛围,推进社会治理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