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判断标准发展探究——能从“同意论”发展到“满意论”吗?

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判断标准一直以"同意论"为基础来丰富和发展。洛克、卢梭立足于想象的契约论发展了"同意论",边沁将基于契约论的"同意论"转化为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效率论"。其后,经行政学的独立、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引导,以"效率论"为基础的政府行动合法性理论得以巩固。"同意论"内含着非实质性"君主-臣民"承诺关系的分析框架;"效率论"形成了"政府-人民"行动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政府处于行动关系的中心。新公共服务将"服务论"作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试图建构"政府-人民"的合作行动框架。十九大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的目标,"满意论"成为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政府行动的合法性论。以此推断,来源于新公共服务的"服务论"有可能转化为"满意论",成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吗?这需要持续关注。     

基于脸的治理及其转向:从刺脸、刷脸到非法AI换脸——兼论数智时代人的数字化问题

脸是人与人交往不可或缺的界面，因其不可遮蔽而被赋予了社会性，成为治理场域和治理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权利的扩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脸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数字化相继出现。在农业社会，基于血缘的脸是社会秩序建构的要素，历史上众多王朝将“刺脸”这种耻辱刑作为统治工具，以实现教育与惩罚功能。在工业社会，声光技术的发展促使脸实现了市场化，脸成为商品并产生交换价值，肖像权问题随之产生。随着数字社会来临，“刷脸”成为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刺脸”和“刷脸”都是“基于脸的治理”,其中，“刺脸”具有残暴性，其基础是王朝权力；“刷脸”治理突破了公私权力的边界，不仅政府将其作为治理工具，企业、社会组织、社区都利用“刷脸”来进行管理。“刷脸”场景泛化致使隐私泄密，个人的脸被别人“控制”和使用，一些企业还利用“刷脸”来牟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度伪造已经冲击了人类感知的极限，非法AI换脸技术带来了诸多反社会功能。一方面，利用非法AI换脸进行诈骗、传播色情，生成不雅视频损害他人声誉，既破坏了生活原则，又违背了社会道德；另一方面，利用非法AI换脸传播虚假新闻、影响司法公正和重大选举结果，破坏政治秩序、社...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在信息时代,我国将信用规制作为新型治理工具是两个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以社会信用文化、法治思维和信息治理经验为基础动力;另一方面,它以扩展政府的治理边界﹑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基本动力。由于信用规制具有规制对象的广泛性,规制过程的系统性、规制取向的多维性和规制影响的持续性等,而且“黑名单”可以在相关领域否定失信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限制行动自由,所以它是一种严厉的,深层次的规制。信用规制的有效性受信用信息的质量﹑信用规制主体的能力﹑信用规制过程中的合作效果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只有信用“善评”才能保护和激励守信者,有效惩戒失信者,否则就会导致信用规制泛化和扩大化。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论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

人工智能的监管包括法律层面的规制、伦理层面的引导和公共管理层面的治理,但所有的监管都不能回避人工智能的"类人性"问题。因为,人工智能问题的起点是人性,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会不断地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赫舍尔的《人是谁》一书揭示了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及其主要表现:人用思维行动却难把握情绪;人用价值判断却难自我认同;人难以承认现状却要服从现实。在"后人类"阶段,当人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展示"智慧";当人类利用人类基因工程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突破"有限性"。人工智能时代来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类人"决策能力的"统治性"监管难题;二是来源于"类人"自主性认同的"冲突性"监管难题;三是基于"类人"情感与意义追寻的"重叠性"监管难题。为促进人类和"类人"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监管理论要思考监管对象的新特性。只有从人性的"做人难"来思考人工智能的监管难题,才能有效解决"类人"社会化、组织化后所形成的"人机共生"困境。     

论合作治理中的公共承诺机制

农业社会中,具有宗教色彩的承诺负载的主要是道德上的责任;工业社会以来,自然法学派将承诺的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在法律强制的背后,承诺失去了内在的道德约束力。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行政模式呼唤公共承诺机制的产生。在合作治理中公共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是公共承诺机制的必然主体。公共承诺机制是服务型政府实现服务理念的良好途径,是消除公共产品中"搭便车"和"看门人"现象的有效方法,将促进公共责任的恢复和合作主体间信任度的提高,最终将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从服务型政府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个话语路径的分析

学术话语最初将"人民本位"和"社会本位"视为不可或缺的概念,基于现实条件和改革需要,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研究定位上的差异;政党话语坚定地坚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现了持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话语在政党话语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内涵,表现出阶段性。近20年来,三条话语路径形成了稳定的话语模式:学术话语开启和推动了政府话语的发展,政党话语是学术话语的源泉和发展动力,政府话语指导和推动学术话语的发展,政党话语和政府话语整合了学术话语的分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新起点,三条话语路径可以通过一体化发展,推动和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更好成效。     

共享经济的负面表征及行政监管的有效性

共享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外显了三个方面的负面表征。一是共享平台内生的负面表征,包括随意定义平台、规制"自留地"、规避政府监管。二是持有经济民主主义理念引发的负面表征,包括开源表象与内核不民主、全面开放与天然垄断、进步但自利性监管等。三是依附风投逐利资本导致负面表征,包括分化和垄断。通过考察这些负面表征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正在分化,真正的共享经济在快速成长,虚假的共享经济也不断涌现,一些共享经济从"我的就是你的"式慷慨,变成了"你的就是我的"式自私。这就提醒理论界要帮助真正的共享经济发展,要防止虚假共享经济潜在的危险,而且首先要关注的是共享经济领域中的"数字利维坦"问题;行政监管则要包容审慎,既要切实维护真正的共享经济又要严加监管虚假的共享经济,对不同的负面表征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才能增加行政监管的有效性。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界面基础、驱动力量与时空冲击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过程中,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又新增了一个虚拟世界,两者一起构成了“平行世界”。以多元界面为基础,数字场景联通了“平行世界”,帮助个体的人和各种圈群在“平行世界”中来回穿梭,打造出新的生活境况。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多元界面以外,数字化工具和新互动模式成为建构数字场景的核心构件。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场景具有激活人性需求、促进新经济业态形成和拓展时空世界等功能。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是发展数字经济、建构数字社会和打造数字生活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数字场景价值的逐步展现、丰富与普遍化,现实世界的人随时可能主动加入或者被动卷入虚拟世界中,进入虚拟世界的人又面临回归现实世界的问题。这将迫使人的躯体、思想和行为在“平行世界”中不停地扭转,不断冲击身体时空、心理时空、思维时空、生活时空和社会时空。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场景的不断建构以及多要素彼此作用引发的矛盾决定了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可以预见的是,利用数字场景、“数字人”、内容生产和交换建构的元宇宙既是加速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力,又将进一步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