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

不法原因给付是一个在理论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在认定上的最大障碍源于刑法与民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即在此类案件中,民法与刑法的价值导向是不同的。但若本着"刑法看行为,民法看关系"这一刑民关系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则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之间的模糊地带将变得清晰起来,即民法虽然不保护不法原因给付,但刑法着眼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仍应认定骗取不法原因给付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对传统罪名的解读

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我国诈骗罪的对象。三角诈骗的情形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诉讼欺诈不宜作为诈骗罪处理。关于找钱诈骗 ,有时只能作为不当得利处理。欺骗他人放弃财物然后自己捡拾财物的 ,构成诈骗罪。欺骗他人交付不法原因给付物 ,可以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     

“截贿”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研究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没有解决截贿对象的归属问题,产生了截贿对象是否具有法益的论争,出现了本权说与占有说、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之间的对立。对截贿行为的评价必须立足截贿人的截贿行为,而非放在给付人的财产权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一视角上。截贿行为侵犯了基本的财产秩序,具有可罚性和刑法介入规制的必要。形式上,截贿对象拥有财物属性,法益上看,截贿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从维护财产秩序角度具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故截贿行为宜纳入侵财型犯罪予以规制。基于截贿行为与介绍贿赂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贿赂犯罪实行行为的寄生关系,截贿行为无法评价在介绍贿赂行为之中,宜区分为共犯与非共犯情形。对后者的规制,需立足我国财产犯罪刑法教义学,重视对"错误认识""处分行为"的判断,区分诈骗罪与侵占罪,并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因截贿而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行为偏差进行具体处断。     

论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

国外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否定了给付者的返还请求权,但是刑法中如何处理则存在一定的争论。日本刑法将不法原因给付划分为不法原因给付和不法原因委托,前者是终局性的利益转移,此场合给付者放弃财物的所有权,并不存在成立侵占罪的余地;后者并非终局性的利益转移,委托人对委托物享有所有权,受托人非法侵占的可以构成侵占罪。     

信用证诈骗罪的本质与司法认定

信用证诈骗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日益频繁发生的一类犯罪行为,对信用证诈骗罪本质特征的认识不一是造成司法适用产生诸多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信用证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为双层次平面结构,其客观行为不仅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信用证诈骗行为的内在关系在双层次本质特征的制约下呈现出多种行为样态,导致司法适用过程呈现出相应的复杂性。结合信用证诈骗的本质特性和刑法理论进行仔细剖析,是最终获得合理的司法认定结论的现实路径。     

居间人合同诈骗之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罪。尤其是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犯罪更为猖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了中介人阶层 ,出现了居间合同的形式 ,使得合同关系更显复杂。对于居间人合同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 ,文章认为 ,在诈骗合同① 和居间合同并存的情况下 ,司法人员对合同诈骗罪骗局角色② 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诈骗人③ 和被害人一对一的模式 ,因为诈骗人和居间人可能共同实施合同诈骗行为 ,自然居间人就应当纳入刑事责任评价的范畴 ,这样刑法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诉讼诈骗再思考

诉讼诈骗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其法益侵害性与二者间的诈骗并无不同。诉讼诈骗行为虽然也扰乱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但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刑法并不处罚，不能说诉讼诈骗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司法秩序。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就是诈骗的实行行为，法官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虚假证据做出错误判决，并根据判决转移被害人的财产，完全是受欺骗的结果，将诉讼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诉讼诈骗的刑法分析——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答复》

诈骗罪包括两者之间的诈骗和三角诈骗。诉讼诈骗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既不符合刑法理论,也不利于司法实践。     

论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

我国民法没有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因此不能照搬日本刑法理论，但可以适当借鉴，对于不法原因之物，可以分为不法原因给付物与不法原因委托物。不法原因给付物属于发生终局性利益转移的财物，此种情况下，原物的所有人已经放弃财物的所有权，由于不存在对财物的法益侵害，不构成侵占罪。相反，基于不法原因委托之物，由于委托人并没有终局性的转移财物，受托人对该物并不享有所有权，在被收缴前，可以承认委托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受托人侵占该物的，可以构成侵占罪。对于侵吞赃物或其所得价款的，不构成侵占罪。     

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

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诈骗罪自古以来便存在,但直至今日我国刑法通说对于诈骗罪的理解仍有不明之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未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明确列出,但是却是诈骗罪中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构成要件;作为三角诈骗典型代表的诉讼诈骗行为只是诈骗罪的一种行为方式,应被认定为诈骗罪;对于电信诈骗,两高的司法解释明晰了其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在共犯认定问题上应以分赃时的具体情形为依据。     

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关系——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解读

《刑法》第198条第4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对于该法条中所规定之主体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刑法》第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认定其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保险诈骗罪的这种共犯关系而言,其不仅具有事前通谋的典型共犯形态,而且存在着基于行为人单方面故意而形成的片面共犯形态。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中"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表述亦可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包含着片面共犯中片面帮助犯的情形。     

滥用银行卡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滥用银行卡犯罪的刑法适用上,必须梳理银行卡法律关系中的刑法要素,并明确相似罪名的界限。在存款的占有判断中,刑法应以行为人对他人钱款的控制关系为标准;根据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ATM机可以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在特约商户和持卡人共谋恶意透支时,其业务已脱离"中立行为"的范畴,而构成可罚的共犯行为。在滥用本人银行卡中,利用柜员机故障恶意取款的,应构成侵占罪;存入假币换取真币的,或者擅自挂失提取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应构成诈骗罪。在滥用他人银行卡中,捡拾他人银行卡并使用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中银行卡取款的,构成盗窃罪;诈骗银行卡并使用的,应根据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卡内钱款的意思,分别认定为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     

诉讼诈骗罪司法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问题首先引发出罪与非罪的区别，并牵扯出诉讼诈骗罪的情节问题和诉讼诈骗罪与“滥用诉权”等概念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不仅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共犯形态、罪数形态和阶段形态问题，而且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结果加重犯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本着诉讼诈骗犯罪的事实真相，立于惩罚和预防的“双重正义”或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价值双赢”，恰当运用刑法理论予以把握和解决。     

刑民交叉视野下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探究

不法原因给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未建立,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时常发生。文章以不法原因给付原因理论为起点,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剖析,检视刑民交叉视野下不法原因给付的处理模式,借鉴域外的学说与判例,认识其应然性质,为推动建立并完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贡献一愚之得。     

保险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基于立法对刑法实行行为本质特征的认识的差误,导致对保险诈骗罪实行行为方式设计中的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保险诈骗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罪名的认定问题也必然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再论恶意透支信用卡的刑法规制

在我国刑法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存在明显的不同,表现在:恶意透支有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的"人卡"关系;恶意透支有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的主观构造;恶意透支有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的出入罪机制;恶意透支有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的既遂标准。所以,恶意透支归属于信用卡诈骗罪是不妥当的,有必要独立成罪。     

诉讼诈骗定性相关问题探讨

理论界和实务中对诉讼诈骗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存在认识分歧,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困难,诉讼诈骗符合诈骗罪的客体要件,诈骗罪中被骗者、被害者、交付人不要求同一,被骗者应当具有处分权,被害者自愿交付不是诈骗罪成立的要件。     

论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处分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后作出＂终局性＂转移财产的行为。被害人处分意志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被欺诈的财产损失由被害人自己造成;盗窃的财产损失由他人直接介入造成。在行为人使用诈骗术欺骗被害人抛弃财物然后自己取得财物时,如果抛弃财物与取得财物之间相隔的空间及时间很短,应以诈骗罪论处。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罪与量刑分析

诉讼诈骗是特殊形态的诈骗罪.刑法理论上对于诉讼诈骗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应该在理论上坚持对诉讼诈骗独立成罪的立场,等待新的刑法修正案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在实践上,适用普通诈骗罪的规定,但是应该采用谨慎严格的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