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选择与规制之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

"辍学(初中毕业)—打工—返乡—结婚"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具有共性的人生轨迹,她们的人生轨迹仍围绕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相关的生命事件展开。生命历程发展的阶段性、对打工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城市婚姻的困难与生活成本、女性特殊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来自家庭方面的伦理压力与女性特殊的道德选择,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婚嫁年龄逼近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仍然选择了返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辍学—打工—返乡—结婚"的人生轨迹既是自主的选择过程,更深受现实与历史力量的规制。     

边缘人还是陌生人?新生代农民工的类型学讨论

国内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中,大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边缘人"。然而,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边缘人这个类型学概念,更多的是属于"陌生人"这个人际类型的亚范畴,"边缘人"无法涵盖作为"陌生人"的其他面向。陌生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人际类型,具有边缘人和新来者的双重人际特征,并为陌生人成为多元社会的行动主体成为可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陌生人而不仅仅是边缘人,视为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共享经验和交往可能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特殊群体",使得建构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可能。     

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建构研究

返乡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保障返乡农民工权益对促进其就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研究返乡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根据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本需求,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建构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     

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建构研究

返乡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保障返乡农民工权益对促进其就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研究返乡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根据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本需求,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建构返乡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问题研究

返乡农民工子女是近些年来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兴社会群体。本研究以湖北省Q乡镇中学为个案,探讨了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过程与逻辑。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他们在不同场域型塑的不同惯习以及在各场域中获得资本的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乡土适应进程。适应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返乡农民工子女返乡面临着语言、生活、学习、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等方面不适应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竞夺,进而形成实践性惯习,从而从初期的"水土不服"阶段,到中期的"随遇而安"阶段,再到后期的"如鱼得水"阶段,最后成功地融入了乡土社会。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与研究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可动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严重这些社会融入方面的壁垒,从而让他们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并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挣扎与弥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及社会大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因此必须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改进服务形式方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诸方面出发,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足,进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探索.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基于杭州和宁波的实证调查

乡土情结是指农民对于世代生活其中的乡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情感、态度、愿望等心理因素.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在杭州、宁波两地打工的236个新生代农民工和222个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从土地意识、老乡观念和返乡意愿这三个维度来测量和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同时将其与老一代农民工从个体层面进行比较,最后指出农村外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乡土情结变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

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结构式深度访谈,描述和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市民化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利用和动员过程。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从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参与活动两个维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继而从经济、时间、空间三个层面探讨其困境形成的原因,最后就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服务行业,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的特点,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结余,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强度,业缘为主、范围狭窄的人际交往成为制约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主要因素,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政府、共青团和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     

个体化与制度化编织的人生：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大致可归纳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研究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开辟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新路径，致力于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微观际遇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厘清其复杂困境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机制。但既有研究成果过于倚重埃尔德范式，且大多着眼于显在的制度变迁与生命事件，与潜在的社会环境变迁联系不够紧密。本文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梳理新生代农民工迄今为止各个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化与制度化影响，发现后者在其生命历程中营造了“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在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的共同构建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呈现出行动自主化、目标个人化、情感孤岛化、生平“去标准化”四大特征，并集中表现为“个人奋斗者”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藉由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考察，实现了对其生活境遇结构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的统一，并彰显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生命历程议题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