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公用事业供给中的政府治理创新

我国传统的市政公用事业供给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化改革已在各地陆续展开。但是面对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市政公用事业供给的状况,政府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治理方式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对市政公用事业改革进行制度设计与供给,激励与扶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的社会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我国新型的市政公用事业供给体制,提高服务水平。     

为何转变发展方式如此困难?——基于大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

内外部约束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鉴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独特特征和历史决定了中国要实行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下,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缔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这种治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许多地方"重经济、轻民生""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本土(市场)、轻外地(市场)",并由此导致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以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作为中心和重点来促进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政绩式改革"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热情不断高涨,诞生了以"最多跑一次""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等较为典型的改革模式,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在全国推广。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自主行为空间的增大和上级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从单纯的注重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与改革创新并重的转变,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策略发生明显变化,相伴而生的就是"政绩式改革"问题日渐凸显。"政绩式改革"的存在,使得地方治理易于陷入政府工作重心发生偏离、治理资源出现错配或无效配置、公共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真正干实事的干部难以获得晋升等问题。而增强顶层设计方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居民满意度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帮助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理性的改革观和维持地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治理"政绩式改革"的基本路径。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机构模式研究

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机构的设置重叠混乱、职能交叉冲突,致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隐藏着巨大风险。通过对国内外公用事业监管机构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在监管主体及模式选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对我国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可选择模式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机构的阶段性发展模式,并试图构建一套多维度的特许经营监管机构模式,以期推动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浅谈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我国正在推行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旨在通过引入民间资本,以改变公用事业由政府行政性垄断经营所带来的弊端,从而破除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但实践中民营化的顺利推进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障碍.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应该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互动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政府的"治道变革",政府在立法、管理和监督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是民营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关键.     

政府需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走出三大困境

作为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实施者和推动者,政府行为关系到改革的成功与否。目前,政府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二是政府与"代理企业"的博弈;三是权力寻租的诱惑。通过坚持效率和公平并重的价值取向、建立公用事业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强化自律和监督评价机制等可以针对性地化解这些困境。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的政府困境

政府是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实施者和推动者。目前,政府在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二是政府与"代理企业"的博弈;三是权力寻租的诱惑。通过坚持效率和公平并重的价值取向、建立城市公用事业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强化自律和监督评价机制等等,可以针对性地化解这些困境。     

略论中国治理转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治理关系的研究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经济社套转型,现有的政治治理面临一系列困境,特则是现有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改革地方政府现有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将是改善中国国家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途径.需要在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建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中央--地方在财政收支上的责任匹配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从分离迈向整合:对政府机构治理形态的反思

以专业分工为立足点、以各司其职和层级节制为基本特征的科层制,日益导致了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的分割,形成了"碎片化"的政府机构治理模式。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大部制就是针对"碎片化"问题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运作机制。然而,从本质上看,大部制并未突破传统组织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整体性政府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是改变"碎片化"政府治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一场革命,是21世纪政府机构改革最迫切的需求。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渐进性、自主性与强政府——分析中国改革模式的政治视角

中国的改革模式,分为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自主性的改革,并有强政府的政治保障.所谓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就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并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试错探索的循序渐进式改革.所谓自主性的改革,就是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改革的领导者--中国政府手中,政府能够顶住内部和外部一些不合理或不合时宜的压力,根据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情况与需要,自主地选择改革的方向、内容、步骤、方式、力度和时机等.所谓“强政府“,就是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政府.这些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基于“放管服”改革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制度优势仍需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经过了治理实践探索的"中国之治"到制度建设的"中国之制"再回到治理效能转换的"中国之治"的演变,体现的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转型与营商环境优化的主要"抓手",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制度向效能的转变,克服运行机制层面的功能性梗阻、联结性梗阻以及信息性梗阻,并在理念深化、机制联动、技术变革、法治保障层面不断改革实践创新。     

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治理学说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彻底超越而达至社会自治,其核心是实现治理权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历史的演绎使这一经典命题不断走出人们纯抽象思辨的"黑匣子"而成为可感知的现实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和现代形态存在着控权与放权、自然经济主线和商品经济主线的根本分野;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的"复合式形态".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动力模型和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构建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先手棋和重头戏,体现了政府的法治责任、管理责任和"治理主导"责任的相互统一。明确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并形成完善的责任机制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要保障。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阻碍政府责任落实的不利因素,影响"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甚至超过预期效果,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依法决策机制,提升政府的效率机制,强化政府的"治理主导"机制,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为例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变,网络治理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全新发展,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作为浦东新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举措,体现了网络治理的理念,"一站式"便捷服务、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参政议政、增进社会互动平台、强化社会监督等都是其探索创新.网络治理理论及市民中心的实践对于中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统筹治理:政府治理能力的转型与提升

统筹治理的出现既是行政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对从传统行政管理到现代政府治理改革实践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它以整体主义和战略思维为基本理念,试图通过统一的谋划、统一的安排和统一的行动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效能。统筹治理模式下的政府治理能力要求实现从协调到整合、从分散到整体的转变,发挥其整体效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思路是按照能力运行的逻辑,通过目标掌控、资源整合和工具优化,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性重构,并具体化为相应的措施。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辽阳市为例分析

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全新尝试,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有益探索,是推进政府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重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辽阳从本市的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局模式改革,打造行政审批的"辽阳模式",实现了改进政府公共治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以及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政府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