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的厘清与适用——以受虐妇女杀夫案为视角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在处理受虐妇女杀夫案时直接进入量刑阶段,忽视了适用出罪事由实现无罪的可能性。在此类案件中,虽然因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不能适用正当防卫,但针对危险引发者的防卫行为则可以运用其他紧急权资源。受虐妇女因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杀害丈夫的行为,构成防御性紧急避险。然而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不应采取功利主义的法益权衡说,而应采取社会团结义务说。即仅在理性人自愿负担的社会团结义务的限度以内才能成立违法阻却事由,因侵害生命的避险行为超出了社会团结义务的限度而无法得以正当化,但可能成立以无期待可能性为基础的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这与我国《刑法》第21条的规定并不矛盾。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行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但为何能被正当化的问题。正当化根据的选择还影响到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行为相当性的判定、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以及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确定等。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的确定与违法性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方式以及结果无价值论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决定了在违法判断上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在正当防卫中存在着保全法益与侵害法益对立的双方,在法益的比较衡量中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在必要限度内丧失了要保护性,因此,保全法益优越于侵害法益,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就是法益衡量说内部的优越利益原理。同时,基于法益衡量说坚持"结果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的思考进路,能够妥当地解决正当防卫的相关问题。     

竞技体育行为与体育暴力行为界分的刑法考察

竞技体育行为在正当化事由体系中应定位为正当业务和被害人承诺这两种正当化事由的竞合;竞技体育行为正当化的根据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社会相当性理论;在正当的对抗性体育比赛中,在比赛时间、比赛场地,参赛运动员以比赛为目的并遵守比赛规则的竞技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正当的竞技体育行为和体育暴力界分的理论依据是社会相当性理论,界分的实践标准是行为人客观上是否遵守了比赛规则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     

论违法性与正当化事由缺失之间的规范缝隙及跨越——以英国连体婴儿案为例

违法是对刑法效力的质疑,其构成刑罚适用的逻辑前提。消极违法论认为,如果没有正当化事由,符合犯罪该当性的行为就具备了违法性。规范缝隙的存在,使得上述判断在逻辑上并不周延。根据法益保护原则或者伤害原则,违法性的实质是行为的负价值超过其正价值,因此,其判断需要权衡支持行为的理由和反对行为的理由。如果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对某一行为有不同的评价结论,且两者的根据力量相当,行为不得评价为违法,否则,无异于国家用刑法推行某种道德理论。     

正当化事由基本问题探讨

正当化事由是指刑法中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因而是否定层面的定罪,在犯罪论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正当化事由的探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呈现了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但是国内学者却鲜有涉足,很多观点在理论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更大的包容性决定了正当化事由的理论根基应当在于社会的相当性,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同时,针对正当化事由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密切关系,应当将正当化事由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并与客观要件同时进行考察,以实现程序和实体的正义。     

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兼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解构

对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进行区分,可以更为精确地表述行为的性质,而且,这还是当前"双轨制"处罚体系适用的前提。但是,形式标准说、必要防卫标准说和伦理说等都难以划分两者,最终只能根据法益保护"基本规范"揭示两者的不同。免责事由为裁判规范,其之模糊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基本规范的消极要素的正当化事由系行为规范,其之判断应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有些辩护事由具有双重性,既能阻却部分违法,也能阻却部分责任。坚持两者的分立,不违反禁止多重评价原则。     

被害人承诺新论

被害人承诺的关键应该是结合中西方犯罪论体系发现其基本意义并进行适当的归属。应该从实质的违法性理论出发,以利益衡量说为主导,综合考虑社会相当性原则,从而对被害人承诺的本质进行界定。被害人承诺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它与犯罪构成的逻辑层次问题关系到我国整个犯罪论体系结构的合理性,是否必须重新解构,需要考察中外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与整合性,不应当进行简单的排列组合。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排除犯罪性之执行命令事由的比较

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或者社会相当性理念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使之正当化的事实。在我国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中,依法执行命令的事实均可排除行为之犯罪性。但是,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两地刑法对于执行命令的立法渊源、构成条件以及排除犯罪性的理由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争论主要在实质的犯罪概念和实质违法性领域。在实质犯罪概念领域内的争论主要是为了解释现行刑法和指导刑事立法;在实质违法性领域内争论的功能是为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正当化提供解释依据。按照中国刑法理论体系,讨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只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领域中进行。     

正当化事由的刑民关系初探

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是在不法类型判断基础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定位明确,判断严谨。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往往被混入免责事由之中,定位游离,功能弱化。要对正当化事由进行刑民关系考察,在民法上就必须切割"违法性"与"过错"。对于"明定"的正当化事由,在解释论上要尽可能消解刑民规范冲突以维护其"互通性"。就"续造"的正当化事由而言,效力局限于其被认定的法领域,并不当然在其他法领域有效。     

行为功利主义违法观

刑法绝对排斥对正当行为的处罚;评价行为正当与否,应当以行为功利主义为原则,因而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在两种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益的衡量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违反了某种规则,但只要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的法益,就应成为正当化事由;行为正当与否与行为人应否受谴责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刑法理论必须严格区分违法与有责。     

卧底侦查司法实践的比较法分析——兼论卧底侦查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卧底侦查的概念,大陆法系一般采用狭义说,英美法系则采用广义说.广义的卧底侦查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侦查机关派遣经过特殊训练的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第二种是侦查机关派遣普通的非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美国法有关卧底侦查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判例和判解对卧底侦查的应用与犯罪嫌疑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合理应用卧底侦查及其道德限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障卧底侦查的顺利进行,或为保护卧底人员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可以允许卧底人员实施一定的侵害法益的行为.至于这种容许侵害法益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何在,则可以通过作为义务理论、义务冲突理论、执行命令的行为以及受到人身绝对强制的事由作为其正当化的根据.     

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初论——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考察为视角

立法者在刑法中创制风俗犯罪主要是基于维护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考量,但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单纯侵害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性和应否发动刑法对其予以规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有赖于考察风俗犯罪的正当化。唯有侵害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的行为犯罪化与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内涵相符,相关风俗犯罪的创制才是合理的,这是阐明风俗犯罪处罚根据的核心所在。风俗犯罪的正当化不仅与自由保障理念和法益保护理论具有重要关联,还与伤害原则、从属性原则以及罪刑均衡原则密不可分。     

违法性的实质问题研究

对于违法性的实质问题,主要有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两种观点。法益侵害说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规范违反说则强调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旨在培养人们对于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从整体上看法益侵害说虽然具有凸显个人的权利,限制刑罚权适用等终极性的追求目的,但结合中国现状两者之间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规范违反说恰恰起到桥梁的作用,为法益侵害说理论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衔接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的前沿性法律,具有前置法、不完整领域法、不真正附属刑法的特征,与《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存在时差。为了有效融通规范之间的衔接鸿沟,需要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嵌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出入罪适用流程。在入罪衔接机制上,将两法中的个人信息范围作统一理解,避免犯罪圈的扩张化;将前置法关于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和处理设置,作为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方向,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衔接。在出罪衔接机制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同意”因法益阙如而阻却刑事违法,其余《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正当化事由均因法益衡量原理阻却刑事违法,相应正当化事由可分别归入刑法教义学上的正当业务行为、紧急避险、法令行为,而合理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应成为数字时代独立的新型违法阻却事由,前述事由可在个人信息分类场景下为相关行为出罪。     

论违法性要件的独立及其实现

违法性的含义和功能不同于过错,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故自罗马法以来就以不同方式存在于各国民法上。违法性要件的独立设定,可以克服一般条款解释适用上的困难,有利于自由保障和权利救济双重价值的综合平衡,有助于广泛保护各种民事权利和法益,可以为正当化事由及无过错责任提供理论依据。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弹性,判断方法宜采取＂行为不法说＂。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违法性要件。     

略论刑法中义务冲突法律性质的根据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是指行为人在身负两项以上不能同时履行的义务时选择其中一项义务履行,不得已放弃其它义务并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事实状态。这种状态的产生有法律设置上的矛盾与客观事实上的履行不能两方面的客观原因,是行为人不能回避、不能解决的矛盾。因此,义务冲突下的正确选择的行为应当成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即使是义务冲突下不正确选择的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也可以作为减轻或从轻处罚的事由。对于义务冲突法律性质的根据,大陆刑法学界有法益衡量说、社会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欠缺期待可能性说的争论,以上学说并非是矛盾的。在行为人选择履行高阶义务而放弃低阶义务时,行为应当基于社会相当性而予以排除犯罪性。即使是行为人错误地选择,也应当与完全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予以区别,从而相应减免其刑。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法律效力

私人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在实践中,私人取证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私人在取证过程中侵犯被取证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关于私人不法取得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有不应排除说、法律程序一元说、法益权衡理论等理论学说,而法益权衡理论更为合理。根据法益权衡理论,应建立私人不法取得证据分类排除机制,以切实保障被取证者的合法权益、被告人不受不当定罪的权利和国家追诉利益。     

竞技行为正当化研究

刑法理论中关于体育竞技中正当化行为的理论基础存在被害人承诺说、区别对待说、国家许可说、正当业务说、正当风险说,但是,这些学说都缺乏解释的力度和深度,不能作为体育竞技中正当行为的理论基础.而社会相当性理论由于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是体育竞技中正当行为的理论基础.运动员在正当的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以比赛为目的并遵守了比赛的规则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排除社会危害性.如果行为严重违反比赛规则并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不但丧失了正当化的基础,而且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定位与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正当行为仅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情形,立法者并未将被害人承诺列入其中,所以,被害人承诺在理论上被视为是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经由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排除犯罪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的自由决定权和刑法的谦抑性。当然,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均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同时具备主体、主观、法益、时间和目的等要件的承诺才可以排除其社会危害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