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中政府信用缺失的法律对策探讨

在公私合作关系中,相对于私人一方而言,政府的信用更为关键,因为无论是公私合作关系的启动、双方权利义务的确立以及合作协议的最终达成,政府在其中均起主导性作用,政府信用是公私合作的重要基础。公私合作协议不是典型的行政行为形式,但其中蕴含的行政权属性,决定其在行政法范围内进行探讨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而适法承诺的失信和违法承诺的失信可作为分析公私合作中政府信用缺失法律对策的理想框架。     

公私合作制中的政府角色冲突及其消解

公私合作制中的政府在三重契约下扮演着多重角色,即显性契约中的政府角色,内在契约中的政府角色和私人部门履约的监管者、私人部门与公众争端的仲裁者。公私合作制中的政府角色冲突表现为:政府多重角色蕴涵着潜在的内在冲突,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价值指向、组织文化与行为模式方面可能的冲突,政府角色实现中的信息与技术悖论,在维护公私合作稳定与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间存在着政府角色的可能冲突。消解公私合作制中政府角色潜在冲突的对策:一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有序的规则体系,明确政府角色,为公私合作建立稳定的制度框架;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内部的分工协作机制,保证政府角色的适当实现;三是建构科学的、协同的制度体系,通过有关各方的相互制约保证政府角色的实现;四是加强政府人力资源建设,提高政府公私合作能力。     

公私合作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后G20时代杭州城市管理不能有效地促进杭州社会的良性运行,急需转变。公私合作作为新型的城市管理治理理念,在国外得到充分的验证,具有较好的前景。通过对杭州城市管理中公私合作的探索分析,阐释了公私合作的优越性。提出从多元合作模式、学习型政府构建、智慧城市建设与顶层设计四个层面促进公私合作在城市管理领域的推广。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北大核心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探析

惟有通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才能得到双方甚至多方非零总和的较为理想的治理博弈结构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是中西方的这种合作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西方是从二元对抗到竞争性合作;中国则是从一元统摄到依附性合作。从现实表现形态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西方是公私伙伴关系;中国则是类似于上下级之间的行政依附关系。     

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中的政府责任

公私合作是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与传统的国有垄断经营和完全私有化不同,公私合作意味着政府在一些方面要减少责任,而在另一些方面要强化责任,即需要进行责任的调整与完善,以确保公用事业的有序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体来说,在公私合作中政府需要承担以下责任:进行详细的改革规划和战略部署,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政策宣传,尽可能获取公众支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规制建设;保护各方利益,履行公共政策责任。     

人际信任:草根NGO与政府合作的核心要素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证分析

草根NGO与政府存在合作与非合作的两种关系。在我国,一般认为政府倾向于对草根NGO采取抑制、打压、取缔等多种方式限制其发展。但现实中依然有一些草根NGO与政府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现有文献认为,相互间的信任、资源依赖以及组织功能是影响草根NGO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温州"公益圈"草根NGO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对以上因素进行了验证。由此我们发现,相对于组织信任、资源依赖和组织功能,草根NGO负责人与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个人人际信任在草根NGO与政府合作中起核心作用。     

公私伙伴关系与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公私伙伴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英国的一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它在历史上有着多种形态。公私伙伴关系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即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经济—财政型公私伙伴关系、管理型公私伙伴关系和行政改革型公私伙伴关系。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正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官僚制结构弊端、公共利益部门化与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挑战。对此,应从创新公私伙伴关系的概念外延角度,力图以决策与执行职能的分离及协调职能的良性运转实现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双向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逻辑与现实

从建构主义出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双向建构中生成的.逻辑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总是不断地从对抗走向统一,趋向由不良的结构螺旋上升为良性结构.由于现代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公共事务"不可治理性"的增强,以及资源的"外部限制"与"外部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只能改变原有认知,在合作中寻求发展.现实中,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主要有非对称依赖模式、符号工具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三种.虽然目前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双方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下坚持双向沟通、反思抽象、内外协调、积极行动,就能够在"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螺旋发展中不断接近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     

公私合作中的公民参与:有序的民主选择

本文从A小区绿地建学校遭居民掷砖头抗议谈起,提示人们关注公私合作中的公众干预问题。公众对社区公共物品生产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但目前其在正式的公私合作话语系统中处于"失声"地位,导致其采取非正式、突发性与过激性的干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公私合作中的公民参与,为公众提供有序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建立起制度化的回应机制。     

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重视。由于对抗关系的历史缺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合作关系缺乏独立性,无法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在两者的合作中加入竞争的因素,建立一种合作中竞争的新型关系,对解决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农民公私观念的转换与提升

公私观念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和集体行动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主导的公私观念经历了由公的合理性建构、私的合理性建构到公私协力的合理性建构的转换。与此相适应,农民公私观念实现了由公之优先、崇公抑私,私之合理、尚公重私到公私协力、同心同力的转换,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价值诉求的显著差异。现阶段的农民公私观念存在"集体意识淡化、向心力不足,道德秩序混沌、和谐力不足,利益理性至上、凝聚力不足"等局限。亟须通过优化市场秩序以传递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信念、培育公共空间以促进农民公共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生长、完善激励约束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公共资源的整合等多重路径,从公私兼顾和利他奉献两个层面全面提升新时代的农民公私观念。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匠人精神”塑造

推进政府发展和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匠人精神"的理念来改造和建设政府,这主要决定于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八个要素。其中,责任、服务、质量、专业和廉洁是善政对我国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匠人精神"的直接诉求。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塑造"匠人精神"需厘清三个关系:在"专业精神"与潜质通才的关系问题上,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在"精益求精"与政府绩效的关系问题上,要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治理时效中;在"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应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及组织认同感,注重政府组织的现代化模型、结构及运行,做好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安排。     

代际和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基于“80后”与“80前”的比较

本文以北京奥运会为问卷调查背景,考察了"80后"和"80前"在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的差异以及代际对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80后"在公私观念、公共参与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代际在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     

美国公共文化建设中的PPP模式经验研究

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如何跟上,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本文研究了PPP模式在美国纽约市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应用情况,以布鲁克林商业改善区的公私合作模式作为例子,发现由社会组织自下而上推进,并获得政府的支持;以社会资本为主,政府资金支持作为有效补充,这样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当地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这种新形式的公司合作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草根环境NGO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我国环保领域,尤其自下而上的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关注.虽然西方学者主要以敌对、中性和合作三大关系讨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以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主,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最后,提出良性的合作关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