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标准

当问题银行陷入流动性或支付性危机时,为避免银行倒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问题银行实施公共财政救助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救助措施。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公共财政救助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较强,不仅大大加重了政府负担,也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通胀危机,因此亟需厘清公共财政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边界。救助标准应遵循系统性风险原则、最终救济手段原则、成本最小化原则、推定模糊原则。     

论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银行危机是对金融安全的最大威胁与破坏,建立规范的法律化的危机救助制度对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与效率,确保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银行应改革最后贷款人制度,完善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国为鉴

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是避免问题银行破产的最后一道屏障。多年来,美国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逐渐形成了＂保护纳税人权益＂、＂成本可回收＂、＂最后手段性＂三项基本法律原则,并被严格恪守。相比之下,中国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立法与实践匮乏,相关法律原则阙如,与救助相关的部分财政法律制度亟待调整。     

我国银行破产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由于银行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业务的特殊性,一般的破产法并不完全适用于银行破产.银行破产往往可以划分为清算前和清算两个阶段.在清算前阶段,银行监管机构会通过各种措施救助银行.只有当救助无望时,破产银行才会进入破产清算.在这一阶段法律应明确规定监管机构采取行动的标准,以及可以采取的救助措施,限制其自由裁量权,避免监管姑息.而在清算阶段则应明确监管机构的权力.     

我国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探讨

我国对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充分而且存在着一些误解。行政救助是实现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生存权保障是行政救助的权利基础,生存权的性质、内容和特征决定了行政救助是实现生存权的重要手段;行政国家下行政权更加能动和积极,可以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等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到行政救助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去。因此,应把正义理论、生存权保障理论和行政国家理论作为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     

论行政接管的法律规制

行政接管是政府应对和处置金融机构和其它重要行业企业危机的行政强制措施,它的实施极易侵害被接管方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接管的规定很不完善。行政接管应定性为一种行政即时强制,我国应当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并结合有关单行立法的规定,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对行政接管进行全面的法律规制。     

论银行危机行政处置程序

银行危机行政处置程序是针对银行设立的特殊行政程序。考虑到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及公共性,建立这一程序对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来说十分必要。银行危机行政处置程序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和保障金融服务提供为目标,程序启动标准区别于普通企业破产清算标准并应符合法定程序。危机银行的行政处置方式包括并购、购买与承继、资产分离等利用市场资源方式,也包括政府担保、国有化等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方式。考虑到公共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资源应当被优先利用,公共资源使用应符合严格法定程序并应限于合理范围之内。     

濒危银行救助的国外立法与借鉴

濒危银行救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旨在防范和化解银行危机的法律制度,目前许多国家对此均有系统的相关立法。本文在分析国外立法的一般性内容之后,侧重选择美国、俄罗斯、巴西和德国这些对我国更有借鉴意义的国家的立法作为例样,就救助的目的、适用条件、原则以及方式等容易发生错误认识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门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相关立法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论我国政策性银行立法的完善——以实施“十一五”规划为契机

我国目前对政策性银行还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现行行政法规也鲜有对其作出规定,对政策性银行的规定多散见于一些决定、命令、规章等文件之中。立法层次低、体系混乱,制度构建存在缺失,立法明显滞后,制度设计粗糙、内容不够科学合理是当前政策性银行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我们完善政策性银行立法提供了宝贵契机,体现在:通过立法进行改革是“十一五”规划有关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基本精神,规划的整体实施将为立法提供实践平台和检验标准,“十一五”期间进行政策性银行立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因此,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应将政策性银行立法纳入立法规划,并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策性银行立法体系,立法应合理贯彻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兼顾规定性与灵活性,兼顾现实性和前瞻性,我们还应“量身定做”,打造科学的政策性银行监管制度。     

行政救助决策权法治化研究

行政救助是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或遭受急难灾害的公民进行的救援和帮助。行政决策是政府履行救助职责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行政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主要包括行政救助创设决策权的法治化、行政救助预算编制决策权的法治化和启动实施急难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中央和地方行政救助决策权限划分要实现法治化并优化中央和地方在行政救助上的财政分担机制。     

论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

在银行中,利益冲突的范围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一般的工商企业,但是,一直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没有给予银行中特别的利益冲突以特别关注。美国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有必要调整和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功能的社会公益性以及银行中特殊的利益冲突和其它的特点使得在构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普通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要在股权治理、债权治理和监管治理之中寻求平衡。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政府与国有银行股权改革：问题、经验与建议

在国有银行股权改革进程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启动者、提供者,国有银行股权改革体现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由表及里、渐进式的逻辑特点。由此形成的政府与银行间＂惯性控制＂与＂惯性依附＂的非同寻常＂关系＂对法律产生了＂挤出效应＂,致使法律边缘化、纸面化,即＂法律失灵＂。因此,完善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关键是要信守法治理念,清晰地界定政府之于银行的边界,取消政府利用银行体系实现政府广泛政策目标的做法,允许银行根据商业目标做出贷款决策。     

行政声明异议制度研究

行政声明异议制度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体上的价值包括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和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威的维护两个方面。其程序上的价值是使行政救济制度有了最为方便的救济程序 ,是对整个救济程序的一个补充 ,且使原来类似于或者归属于司法程序的救济程序行政化 ,既补充了司法程序的不足 ,又对行政程序概念进行了适当延伸。行政声明异议的主体是行政相对人 ,对象是行政主体 ,标的是未进入实质阶段的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尚无这一制度的规定 ,所以 ,应对我国设立行政声明异议制度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技术问题予以探讨 ,以求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及其救济

抽象行政不作为主要存在于行政立法领域,是行政主体因怠于行使行政立法权而导致的违法行政行为,其存在必然会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作为的义务,进而填补法律的空白,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机关可以责令抽象行政不作为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责令其履行制定、修改或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义务,确认其抽象行政不作为违法,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赔偿等.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Ge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We review the governance role of large shareholders, creditors, the product market and the supervisory board. We als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market in block trades, and the lack of a hostile takeover market. Given that Germany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bank-based economy,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universal banks (Hausbanken). We show that the German system is characterised by a market for partial corporate control, large shareholders and bank/creditor monitoring, a two-tier (management and supervisory) board with co-determination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employees on the supervisory board, a disciplinary product–marke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ulation largely based on EU directives but with deep roots in the German codes and legal doctrine.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German system is its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iciency criterion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maximisation of stakeholder value rather than shareholder value. However, the Ge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has experienced many important changes over the last decade.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or control concentration and profitability has changed over time. Second, the pay-for-performance relation is influenced by large shareholder control: in firms with controlling blockholders and when a universal bank is simultaneously an equity- and debtholder, the pay-for-performance relation is lower than in widely held firms or blockholder-controlled firms. Third, since 1995 several major regulatory initiatives (including voluntary codes) have increased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与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国内外银行业掀起一股践行社会责任的潮流。无疑，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此，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在国内外的兴起是一种必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普及并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层面立法变化成为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制度基础，而对风险的规避以及商机的获取是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诱因。在学理上，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不仅得到法哲学与法经济学方面的麦梓．在政治折举等方面一样有暑底蕴深厚的理论采础。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构建的反思

在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对有关理念问题的研究远比对制度本身的研究更为重要。要构筑适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银行破产制度体系,必须首先对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和银行业对法律的实际需求做出冷静审视。机械地在破产清算主义和再建主义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极其有害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衡平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地扬弃和继承。     

海事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问题初探

尽管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中仍普遍存在以罚代刑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部门利益的考量、证据转换存在障碍、移送程序立法存在缺憾、检察监督权虚置化、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导致案件信息封闭等。解决这一问题也要从上述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