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冷战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实践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来自如何平衡承担国际责任与遵循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自身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认知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认知和实践亦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对待安理会的强制行动,承担与自身原则、利益、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     

“大变局”下的大国战略竞争

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究竟如何看待和定义这种"大变局",它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已经形成,国际社会还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变迁主要有两个指标,那就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问的力量对比和维系国际秩序运转的规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这两个层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联盟的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匹敌;另一方面,仍没有一套新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能取代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制.     

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北大核心

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不盲从西方孤立制裁俄罗斯的要求,坚持不选边站的“新不结盟”立场。全球南方国家消极响应甚至积极反对西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孤立俄罗斯,消极配合甚至积极抵制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同俄罗斯的友好交往。其原因在于,乌克兰危机发生时,全球南方国家存在亟待解决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们对当前的自由主义秩序和西方自私狭隘的外交行为严重不满,并且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日益壮大和成熟,希望在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动荡变革世界里的稳定力量,有力推动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伊朗核问题的发展态势

伊朗核问题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伊朗核问题进一步恶化，向安理会报告的可能性增加。IAEA向安理会提交伊核问题，将使伊朗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伊核问题向联合国报告，事先五个常任理事国已达成共识，中俄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该决议体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利用外交手段促使伊朗停止核燃料研究活动的愿望。中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表示“对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缺乏信心”，如果伊朗在3月前不执行决议，伊朗核问题将报告安理会。     

强制外交概念与手段小议

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与竞争、合作、战争等现象一样,都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西方学术界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威慑理论的同时,更重视对强制(或者说威逼compellence)外交的理论研究.鉴于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频频使用强制外交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自身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运用强制外交的内在需求,中国学术界已经启动对强制外交的研究,但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对武力运用持谨慎态度的考虑,研究得尚不充分.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西方学者的视角评析

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正在产生深远影响，这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欧洲学者较为积极的态度，美国学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将对现行国际体系发起挑战，但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亟需通过改善和加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来共同维护和巩固该体系，以便将中国纳入该体系，驾驭迅速崛起的中国。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极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消极态度，而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有力地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兴大国的兴起，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     

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

自从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台湾省的政策。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用好经济动能,拓宽国际空间

当前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且不论人们对这一大变化的认识有多么深刻,至少我们听到了它的脚步声.分析国际格局变化的性质,把握其演进方向,非常重要.但是,若将这个极为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为"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的争论,或是外部环境对我"有利还是不利"的判断,似乎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主角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是20年或30年前的中国了.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剧变的主要角色和动力源之一.在此,笔者从经济角度提出几个思路,以为分析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提供参考.     

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决议一览表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同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的第660号决议,8月6日,安理会通过对伊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的第661号决议,标志着国际制裁的正式启动。此后,联合国安理会就伊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迄今已有63项之多,现简介如下。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不复存在,故安理会关于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按照"不得自食其言"原则,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     

“9·11”事件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形势

“9·11”事件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一个重大事件 ,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受“9·11”事件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对于认识东南亚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合作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重点对“9·11”事件后受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形势作一些分析。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东南亚国家经济有所恢复。到 2 0 0 0年上半年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的国家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世界经济形势已经不…     

联合国为何解除对苏丹的制裁

9·11事件后不久，联合国解除了对苏丹持续5年的制裁。虽然制裁解除与否对苏丹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制裁本身实际上形同虚设，但制裁的解除反映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包括苏丹政府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变化，苏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美国对苏丹政策的改变，以及苏丹所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等。     

萨尔温江国际水能合作之政治博弈探析

围绕着缅甸萨尔温江国际水能合作开发，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博奔。这些政治博弈的存在，对萨尔温江的国际水能合作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目前，缅甸国内的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和正在酝酿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缅甸的邻邦和萨尔温江国际水能合作的主要合作方，中国需要对缅甸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有一个准确的预判，这样，我们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才能具有相应的前瞻性和预防性。     

中国大陆的投资浪潮：国有企业和在东南亚的国外直接投资

早在2002年,东南亚的政界和企业界领导人就公开为那些原本投向东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却流向了中国而感到烦恼。最近他们的态度则比较乐观。中国企业不仅寻求东南亚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原料,而且还在那里进行日益增多的投资。分析家们关注中国每年吸引了5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实际上,其中有些原先还是指定投向东南亚地区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却很少注意到,关于中国投资的另一面却是,中国大陆(特别是投向其邻国)的国外直接投资浪潮正在高涨。本文通过对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的初步调查来强调这个趋势:中国大陆的哪类公司进入了东盟国家,并在那里进行了多少投资?这种投资产生了什么潜在的影响?最初的资料表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投资都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本文以15家中国大企业的资料来支持这个断言。虽然无法知道共有多少中国大陆的资金流入了东南亚,但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流入的资金在2002年肯定有20多亿美元,在2004年上半年有7．67亿美元。中国在东盟不断增多的投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两个影响简述如下:日益增多的中国投资对那种旨在改善人权的制裁制度(这里指在缅甸)产生了影响:以及面对着中国的投资,是否可以对外国投资者不断施加压力,以使其遵守国际劳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