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议题安全化研究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具有建构主义特色的“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重视性别与安全的关系,认为安全化理论忽视了性别安全问题。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2000)号决议为基石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既是近二十年来形成的新国际安全规范,也是性别议题安全化的集中体现。1325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共同形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使性别议题进入国际安全日程。对妇女参与、妇女权利和性暴力等性别议题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交叉性影响。在不同行为主体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围绕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互动与辩论,推动了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进程,既体现出“主体间的和由社会建构的”安全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规范了安理会表决机制下安全化的程度和限度。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前景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重可能性。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通过分析安全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几种建构主义安全化研究理论,来解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诠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过程这个问题上,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比注重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更加有效。强调将实践上的变化作为成功构建安全的标准,这就将目标指向了如何将科学认识加以社会构建这一理论工作。把安全化当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构建过程的一个具体案例,这将可能将我们导向一种理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的理论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由行为主体和网络构成的整体构架,一个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新兴现象的知识演变过程,一个文件与言论发挥多重作用的复杂话语体系。此外,要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化进程,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进行比较案例研究,特别是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因为中国在气候政策决策上推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中美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关系缓和推动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例将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框架。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中国对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参与和塑造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和贡献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国内冲突加剧及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安全威胁来源及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引发联合国国际和平安全议程的重大调整及规范竞争。中国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推行国际和平安全理念及方案的重要平台。安理会中的议程设置、方案选择、投票权、联盟结构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参与和塑造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日益重视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塑造安理会议程,但未能充分参与决议草案起草且被排斥在美英法组成的核心磋商圈之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关键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显示了使用否决权的意志。中国在安理会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并与俄罗斯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仍居于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安全议程中的角色应随着客观环境和需求的改变而作出调整;提升中国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通过交流、交锋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将是中国联合国外交面临的长期任务。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pril 200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debate on the security dimensions of a changing climat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whether and how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p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which emphasized the threat of climate-related conflict, reflects a discursive shift. We elaborate on two general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which we cal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 Using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that both the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debate and the more recent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iscourse, meaning that a discursive shift has not taken place.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future discursive shift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perspective and argu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 search for an effectiv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S Security Sector: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is preliminary study traces how climate change came to be viewed as a security is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a review of policy documents and reports prepared for and by the US security sector. The paper draws upon the ideas of constructivist schools of security studies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ecuritization process as it ha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then refl ects upon the adequacy of those frameworks to interpre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US, new knowledge of the phenomenon of climate change was fi rst constructed in the research sector, in the fi elds of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Environmental and Earth sciences then became a locus of research, and climate change fi rst entered security discourse as a top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water resources, food production, diseases,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migration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ecurity sector, this knowledge stimulated an internal discourse, where each new document functioned both as a new securitization statement and as a policy response to prior documents in a chain of discourse. Actors in this securitization process included not only “speakers” making a securitization claim (knowledge claim) and “audiences” that accept or reject a claim. Importantly, it also included actors who were instrumental in translating knowledge between research and security sectors. This brief consideration suggests that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that center on practice are more robust than those that center on discourse for interpret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roved analytic frameworks need to better account for actors whose role is to transfer and translate knowledge from one sector to another.     

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导致能源安全观的重塑，追求供需安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被一种新的综合能源安全观取代。综合能源安全观不仅涵盖了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而且广泛地涉及环境、气候和人的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一些重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储量集中于战略空白区、能源需求的集中、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去稳定化、不可抗力、能源运输阻塞点、不确定的投资环境、资源民族主义和气候变化。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能源安全议题外，中国能源安全还有其特殊性，化石能源峰值，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过快，不仅制约了化石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进口依赖度将不可逆转；从全球化时代的综合能源安全观来看，中国严重依赖煤炭，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因此，能源安全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归根结底，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重构能源消费体系对于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Governing migration from a distance: 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mig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South Mediterranean

Links between security and migration are well established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meaning, status, and practice of bord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is article assesses how and with what effect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entered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security. It does so by assessing the EU’s external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in “South Mediterranean Partner Countries” (SMPCs): Algeria, Egypt, Iraq, Israel, Jordan, Libya, Morocco, Palestine, Syria, and Tunisia. It is argued that a focus on promoting “adaptation”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has developed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governing migration from a distance. However, the article challenges ideas that environmental/climate change act as simple migration “triggers” and instead explores implications of movement towards and not away from risk,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for populations to be trapped in areas that expose them to risk. It is shown that bot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environmental/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in SMP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