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间的互动：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相互关系

本文通过引入两个社会学概念——角色与互动,并以此为基础来证明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三种动态模式:即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被害人——推动”模式、冲突模式。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是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的一种新的解决方式,是刑事司法体系中新出现的一种恢复性的司法模式。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刑事案件,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给加害人改过自信的机会,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并且防止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特征等理论问题着手,全面分析了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中未成年被害人因素的考量

基于对犯罪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及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却忽略了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关注,使未成年被害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权益受到挤压。在当下校园暴力案件高发,未成年人受害严重的情形下,对未成年犯罪人保护绝对主义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纠偏与修正,以对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双向保护为原则,在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同时,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浅谈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下,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法获得相应赔偿,从而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陷入生活困境。在此种情况下,刑事被害人容易走极端即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为了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国家必须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无法获得相应赔偿的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并建立系统规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机制。     

倾听另一种声音:青少年被害谅解研究——以刑事审判中被害人谅解为视角

在刑事审判中,被害人谅解符合刑法谦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相契合.被害人谅解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主体系特定的刑事被害人、对象是犯罪人或犯罪行为、做出的时间具有一定阶段性,并须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作为量刑情节,需具备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形式要件、时间要件等.     

杀人犯罪的被害预防研究

杀人犯罪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人际互动的过程，也是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被害人方面存在的被害因素在杀人犯罪的结构、罪前情景中具有了一定的促使杀人犯罪产生的作用。我国杀人犯罪中存在易被害群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被害预防对于控制、减少杀人犯罪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中，笔者以英国2002年7月的白皮书《全面公正一一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司法的中心》(下称《全面公正》)为线索，从两种观点、两类措施入手试构建对英国刑事被害人的立体认识，期冀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研究、权利保护及其立法有所助益。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在中国国情下的应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的本质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这种模式不利于犯罪人的犯罪修正。恢复性司法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刑事司法诉讼模式,能够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模式起到补足和修正的作用。鉴于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并完善好这种制度,使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更高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推进我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因素。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困境及其出路

目前，刑事案件被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越来越多，法院在审理中对是否给予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仍存在争议。本文结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未成年人刑事权利透视

本文从我国湖南省未成年人犯罪的状况调查入手，分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特点及其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较了国外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权益保护的特点，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权利的保护提出了建立正当的未成年犯罪人保护的司法程序和“非刑罚法”的建议。     

西方国家有关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理论介评

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些犯罪中被害人是存有过错的。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应承担被害责任；二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降低。按照第一种观点会得出被害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这是不妥当的，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     

国际标准下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之完善

在法律中对诉讼权利加以确认是诉讼权利取得和实现的基本前提。在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刑事诉讼中，要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较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保护，就应当时其诉讼权利在立法上加以特别规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定，与联合田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规定予以完善。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初论

实证调研发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而我国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空泛、具体诉讼程序中缺乏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专门保护的细化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不力、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立法缺漏、刑事执行环节的跟进保护乏力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立法上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从加强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细化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保护程序和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保护,以及构建完善、系统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首次明确公诉案件被害人是当事人,在法律上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同时明确了刑事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没有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不足、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和制度上的缺陷,只有不断完善才能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心理学审视

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存在着一体化和独立化两种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独立化。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差异性是其独立化的前提，惩罚负效果的扩大化是其独立化的基础，未成年人心理发展尚未定型是其独立化的关键。我国应倡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     

女性涉淫被害之过错分析

被害人过错，在我国曾经是理论研究的禁区，似乎一谈被害人过错，就是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其实被害人学的鼻祖门德尔松很早就提出过“刑事伙伴”(Couple Penal)这一术语，来说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根据唯物辩证法，犯罪案件本身就是矛盾着的统一体，     

试论被害人过错与犯罪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发生中诱发犯罪人犯罪意识的产生，提供犯罪实施的有利条件。被害人过错从不同角度划分可分为不同种类。认识被害人过错，减少被害人过错将有助于预防、减少犯罪的发生。减少被害人过错须：提高社会成员对被害人过错的认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民对犯罪的辨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建立了被害人过错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