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中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之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警察作证的条款,这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性质的规定,也是我国刑诉讼法与世界刑诉法接轨的一种的标志,因为在外国刑诉法中警察出庭作证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也是其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虽然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规定,但是与外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相比,还存在不足,因此应在借鉴国外警察出庭作证相关规定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警察出庭出证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规定还很简单,在适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存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不明确、警察出庭作证程序如何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没有明确、警察出庭"说明情况"表述不准确、未规定警察拒绝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在此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警察出庭作证的主体仅限侦办一般刑事案件的公安人员,也即人民警察。     

美国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评介

美国证人豁免权制度由来已久。由于警察证人属于证人的一种,美国通过判例的形式在证人豁免权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作为证人豁免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与有限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但均未涉及警察证人豁免权问题。尽管目前我国在警察作证方面的主要关注点仍然集中于如何保证这一制度的贯彻和实施,但随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警察证人的豁免权问题会逐步凸显出来。美国在警察证人豁免权制度方面的有关做法,如豁免的权限与范围,豁免的方式与程序等会给我国警察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与证人豁免权制度的完善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新刑诉法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日臻完善,使我国刑诉法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更趋科学,意义深远.但其多方面的具体制度尚有进步空间.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方面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和衡平原则提出若干建议.     

关于建立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思考

警察出庭作证 ,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 ,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 ,也是其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我国立法却未规定警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也实属罕见。为什么我国的警察无出庭作证的义务呢 ?警察出庭作证在中国实行是否必要和可行 ?如何构建我国警察作证制度 ?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亟待解决 ,本文拟对相关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一、我国警察无作证义务的根源关于我国立法为何未规定警察应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有人认为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公安机关的权威性 ,也有人认为这样…     

论我国鉴定人屏蔽作证制度的法理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应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刚性规定促使鉴定人必须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从而提高了鉴定意见证据效力对质证程序的依赖程度,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就格外重要.鉴定人屏蔽作证方式为这一问题的探寻提供了微观视角,我国已经存在证人屏蔽作证的司法实践,但是对于鉴定人屏蔽作证的正当性还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实质上是鉴定人屏蔽作证与传统诉讼法原理的冲突与解决,具体反映在鉴定人屏蔽作证应当遵循的原则、程序设置、配套措施等方面.     

论完善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必由之路

从近年司法实践来看 ,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质证制度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话题。创立警察作证制度是完善刑事质证制度的重要措施。因为 ,从完善我国刑事质证的对象、内容以及方式来看 ,警察作证是其必然的要求。如果警察不能出庭作证 ,将会使质证的对象受到限制 ,被告人的质证权遭到削弱 ,质证的效率下降 ,质证的目标难以实现。相反 ,如果警察出庭作证 ,必将大力促进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警察作证相关问题的分析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逐渐被确立并完善.与此同时,在具体实务中警察作证也存在着种种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本文以警察作证为视角,从警察作证的身份、内容、方式、程序、效力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出发,分析了如何加强警察作证相关问题的立法完善.     

警察作证制度探析

现代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支持公诉，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早已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而在我国，警察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之上却实属罕见的事。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警察作证制度的建立是建立公正、文明、科学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那么我国的立法对警察作证的态度如何？我们又如何来构建我国警察作证体系呢？     

浅谈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证人出庭作证原则的例外规定。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拒证权制度,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长期没有这一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文试图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价值理念探讨为起点,对我国的确立拒绝作证权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性分析,阐述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我国可以确立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对证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适用分析与立法完善

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作证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出席法庭,接受控辩双方以及人民法院的询问,就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侦查过程中所接触的案件事实和搜集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作证,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制度。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这一制度对指控犯罪和     

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探微

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入与立法确认,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对抗性大为加强,其中警察出庭作证问题随之凸现。实践中,出庭作证在警察那里遇到阻力,而审判机关往往毫无根据地允许或默许警察享有作证豁免权。这一状况与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也极大地妨碍了对司法公正等价值目标的追求。笔者认为,其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对警察出庭作证法理依据探究的不足以及进而引发的相关制度设计上的失衡与缺位。从法理上看,警察作证应当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警察出庭作证探析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 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 人不出庭作证成为常例,作为侦查人员 的警察出庭作证更成为稀罕"新闻"。因 此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和法律实务 应引起各方关注,以健全和完善警察出 庭作证规范,促进司法体制改革。     

专家证人制度之适用问题研究

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予以确认,有利于弥补鉴定制度的缺陷,然而立法并未明确专家证人的资格、作证范围、出庭作证等相关问题,造成了实践中该制度的运用存在难度。     

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

近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渐成学术界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刑事诉讼中从事侦查工作者并非只有警察这一群体,检察官甚至有些国家的预审法官亦参与其中,所以,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提法更为合理、全面。笔者于文中着重分析了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出庭作证的价值,并对如何设计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完善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探析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无论从现行法律规定上,还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上看,证人作证制度在我国仍存在着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拒绝作证情况突出而影响了庭审进程.针对于此,本文从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与现状出发,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若干完善的建议.     

警察作证若干问题研究

从理论上讲,警察作证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及诉讼价值。但在我国,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作证尚缺乏立法、理论、观念等诸多方面的足够支撑。其实,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不仅必要而且合理。但是警察毕竟不同于其他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在我国创立警察作证制度需要从完善立法、转变观念等方面切入。     

制度建构的进步与立法技术的缺憾-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人制度”评述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人制度”作出大幅修改：完善强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强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构建证人权利体系。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初步建立,“证人制度”建构取得重大进步。然而,立法技术的缺憾造成这种制度建构希冀凸显的立法理念并未被完全表达,期盼达到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证人制度”在具体规则设计上还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方式的本土理性与改良

刑事诉讼中,我国证人证言多以书面形式呈送法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较低,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还有证人屏蔽系统作证等方式,很多学者批评我国此种书面证言为主、出庭作证为辅的证人作证方式.但是,依据我国司法裁判体制,此种证人作证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我国法官享有证据裁量权,对于证人作证方式有权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界定关键证人应以证人证言能否影响法官的内心确信为标准.通过从司法实践中论述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方式的合理性,建议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从而保证法官需要证人出庭作证时,法院具有足够司法资源维持证人出庭作证.     

警检关系视野下的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反思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在基本法律中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内容。但是,在《刑事诉讼法》预设的刑事诉讼体制未发生本质变革的情况下,警察出庭作证新规会陷入结构性二元矛盾之中,其表现出的宣示意义多于实践价值。这种二元矛盾包括刑事诉讼学理知识体系与刑事诉讼体制的矛盾、刑事诉讼体制内部的矛盾两个方面。前者在警检关系模式与警察出庭作证的关系中有所体现,后者分析我国警检机关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态度可以看到。通过具有折衷意义的“第三条道路”,构建一种有限度的警察出庭作证认识论,是对当前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有益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