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是现阶段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浙江省舟山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创造了“网格团队＋网格党小组”的党组织设置形式，并通过党政部门的协调，将网格党小组与网格团队的建设加以统筹安排，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统筹兼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本文基于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从理论上探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互促的机制建设。文章认为：统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使之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这是加强基层党建的一个重要方向。     

基层治理转型研究——基于政府、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逻辑

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富人作为新型治理主体治村一直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随着国家意识通过基层政权向村庄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通过治理任务、治理方式、治理空间的不断转变，基层治理进行着相应的调试，逐渐出现富人治村回归的现象。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意识、不同的政策以及不同的中心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村集体与个人的互动机制，反映出不同的治理任务体现不同的基层政权渗透状况，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参政动机。同时，治理任务和监督体系的不断转变也影响着治理空间，治理方式也相应得到调整，形塑出基层治理所遵循的不同的治理逻辑。     

社区应急治理“情境—策略”视角的组织行动及路径研究

在应急事件治理过程中，基层亟须在压实社区责任的同时激活社区的主体能动性，策略性应对不同阶段社区应急面临的情境，推动应急“事件演进轴”和“治理跟进轴”的适契性。“情境-策略”分析视角明确社区应急非常态扩散的被动应急、线性演化的能动应急及稳态运行的常态应急的过程节点及阶段特征。社区需要依据主体自组织水平和应急能力差异性，采取过程性调适机制，有效匹配社区内外部情境和行动策略的契合关系，推进社区应急情境转换的场景调适机制，建构社区应急阶段跃迁的策略实施机制，培育社区应急复合界面的整合链接机制，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广内经验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构建纵向同轴、横向同心组织力模型，形成主动治理、未诉先办为民服务机制，围绕街区更新建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体系，通过组织引领、机制引领、价值引领，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街道社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街道围着社区转、社区围着居民转、基层治理围着问题转”的服务格局，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样本。     

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力邦社区为例

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合作治理意向达成、合作治理实施以及合作治理绩效评估三个阶段。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则是治理实施阶段中的关键部分。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大机制构成了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的重要内容,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模型应是这四大机制的有机结合。这种理想型主体间互动机制在宁波市力邦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当前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困境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基层治理碎片化、政府治理的条块分割和治理体系内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上海市徐汇区以党建引领片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单元、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等4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强化资源要素在片区整合，构建“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立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未来应在探索党建引领的工作机制、片区融合发展、治理机制范式创新、打造功能性枢纽平台上进一步推进片区治理创新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

基层社会矛盾运动构成了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一个相对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宁波市从"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扩展和优化、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而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二次分工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丰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宁波市的创新实践产生了社会管理互动性、服务性、专业性和社会自主性水平的提高等效应。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     

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基层治理秩序演进的组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各种社会要素组织起来,理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治理、能稳定的治理秩序。通过重新设计和安排多元社会主体的权能及其关系,组织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新的治理秩序。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化方案经历了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的重要转型,分别建构了专业化的秩序和协同性的秩序。两种治理秩序面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分别遵循了不同的价值观,使用了不同的组织工具,也具有各自的正当性基础,形成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体系,内涵着特殊的运行逻辑。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路径,应以社会主体及其关系为中心,从主体结构、互动机制、问题解决以及秩序设计等组织化维度,理解和阐释基层治理的行动者、关系状况和治理效能,从而深入把握基层治理演进的趋向及其挑战。     

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多元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共同战"疫",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暴露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建立有效互动机制、完善队伍保障机制、完善应急机制和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机制是破解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选择。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复合治理：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为视角

市场主体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表明，“复合治理”能够有效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政府应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结合当前社会复合主体运行中的某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城市社区经历探索、转型、建设和治理四个阶段的发展,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和发展图景。其中,社区自身的定位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中的辅助组织转向法定的基层自治组织,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的基础单元;社区的核心功能从改革前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有限服务转向探索并建设适应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转型过程的城市基层服务体系,进而推进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体制性转换;发展重点从着重于改善服务设施转向持续性地推动其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并赋权增能于居民和社区组织主体,从而发掘和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推进路径则沿循地方实践—经验采集—政策创制—试点探索—成效反馈—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的清晰思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特色道路彰显了宏大的现实蕴意和深刻的时代价值,也昭示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和前景。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公共空间建构与基层治理创新——对平昌县“三双向一质询”制度的考察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出的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干群矛盾激烈等老问题,但也出现了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等新问题。四川省平昌县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探索出"三双向一质询"(双向承诺、双向述职、双向测评、现场质询)制度,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公共空间,构建了一个制度化的干群互动平台,形成了以革新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动力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体系。     

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