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对《清帝逊位诏书》宪法意义的反思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目前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不可否认《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在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传统"天下"的秩序模式,从而开启了"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只是历史的表面。20世纪初的清王朝已无力控制时局,真正的军政大权落到了以北洋军为后盾的袁世凯手里,清帝的逊位与其说是禅让政权,倒不如说是以禅让自保从而换取些实在的优惠(优待)条件罢了。中国历史上不乏以《逊位诏书》的形式实现天命流转的事例,这种流转的真实性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装",无论彼时的君臣,还是当今的我们,都明了其中的荒唐与讽刺。故而《清帝逊位诏书》是否真的完成了政权的转让,赋予了中华民国存在的正统性,我们应慎重言论,同时亦应抑制住动辄将"清帝逊位"打上西方模式烙印的冲动,而致力于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民族自信。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嘉莉妹妹》与“颠倒”的美国梦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流浪地球》与科幻爱国主义反思

流浪地球》引发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讨论。这一讨论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我们从中发现了通过科幻电影张扬中国价值的可能性。科幻电影本质是文化工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它的价值必须附着于文化工业的消费性质之上，通过经济效应开辟文化道路，并巧妙地包装着主流意识形态。《流浪地球》的中国身份展现了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从文化工业角度来看，这一科幻爱国主义明显还局限在国内文化市场，一旦进入国际市场，这一强烈的“中国”色彩反而削弱了它的影响力，这其实不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科幻爱国主义应该兼顾国内和国际文化市场两方面，寻找合适的中国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手法，提升国际文化市场份额。因而，只有具有科幻国际主义视野才能造就真正的科幻爱国主义。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宪政发展历程之再审视——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晚清末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来,中国宪政建设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百余年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其研究却遭到有意无意的＂冷落＂。反思和总结《钦定宪法大纲》酝酿、产生直至最后夭折的诱因和教训,无疑对中国当下法治事业和宪政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包括：认真对待宪法移植,实现宪法学的中国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营造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条件,注意宪政实施过程中政府的推动作用,弘扬宪政主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意蕴,密切关注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民国时期江西警政研究（上）

民国时期,警察是公务人员,但又不同于其他公务人员。警察保护社会生活,涉及社会的安宁、风俗、卫生、交通、营业种种方面,范围很广。民国警察的政治理论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民国江西警政对警察的教育更加重视,总体上以身份高低为差别,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岗位练兵三种,其教育内容有政治理论、行政管理、警察业务、法律知识、军事技能等等。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s+Banks” and Economics Periodicals

I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further emphasiz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Chinese scholars put forward measurement formula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Measurement formulas for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proposed by United Nations, which will solve prevalent international measurement problems bot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through measuring the “enterprise+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conomics periodicals and the “enterprise+bank”, it can still lead to the international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the economic periodical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certain indexes, such as the assets, sales volume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