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之法理分析

在人权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享有社会救助权应予确认。该项权利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权,权利主体的范围应进一步明确,国家是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应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国家义务的积极履行,另一方面在国家违反义务时应予救济,救济途径应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等。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治理”视野中的国家义务

在对待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上,国家实现"管理"向"治理"观念上的转变,提倡社会共治,从主体、目标、关系、方式等方面实现模式转换。除此之外,治理内容之"善"至关重要,而"善治"之前提,即为良好的国家环境,国家对良好环境负有积极营造的义务。"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国家除了立法义务之外,其义务内容多样,可从概括内容和具体内容两方面进行讨论;其具体义务主要由国家各机关以履行职责的方式,代表国家履行国家义务,并且在各机关内部,存在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此督促各机关正确履行职能,促进国家义务的履行。     

论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就是指残疾人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包括传统的文字提示(如字幕)、盲文、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无障碍权,电子和信息技术无障碍权,网络无障碍权等内容,对于残疾人享有其他人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属于国际公约确认的人权,属于人权中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应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义务。我国应通过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三方面加强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国家保护,同时社会组织和企业也应当承担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     

论积极权利领域国家与社会义务

积极权利对应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作为义务,义务履行方式主要有提供、救助、养护、保障等。国家与社会在义务属性、内容、存在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厘清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分工,能防止推诿义务,确保权利实现。先进的法律制度体系应科学合理地配置国家与政府的义务,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国家为主、社会为辅”的义务配置模式。     

论对社会权的宪法保护

社会权在传统宪法学上与经济权利在权利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而学界一般在定义社会权的概念时,通常是以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为前提,将社会权限制在社会保障权的范围.社会权不仅应当以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保障为基础,也需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全社会承担相应的保障义务为前提.为此,根据个人实现社会化的需要,社会权应当包括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公民资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权利.     

全球正义：从“基本权利”到“完全义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全球正义”的国际伦理观。当前，全球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并保证每一个个体皆能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从权利意义上看，维持生计既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又是构成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权利相应要求他人承担积极的援助义务。从义务论的视角分析，诉诸于康德哲学中“以人为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富国对全球穷人的援助不是消极的不完全义务，而是必须履行的完全义务。     

论公民行政法上的协助义务

公民行政法上协助义务是指一般公民所承担的帮助或辅助行政机关行政任务完成或实现的一种义务。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强调协助的义务性,而忽视所应该对应的权利,造成客观上公民不积极履行该协助义务。无论法律直接规定的协助义务,还是因行为造成协助义务,都必须以法律实定为前提,＂见义勇为＂只是一种道德提倡。公民履行行政法上协助义务应获得权利与奖励,公民违反行政法上协助义务的应承担继续履行、应受惩罚、承担赔偿等必要的法律后果。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行政相对人权利研究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者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有: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公权力主体;与公共利益或者秩序密切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相对人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义务主体、权利目的、对应权利属性、权利载体等方面。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存有差异。相对人的公权利主要包括请求权、听证权、异议权、防卫权、举证权、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使用权、形成权、平等权、参与权等。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应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当自然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负有法定紧急救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应履行紧急救助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鼓励其他负有一般救助义务的主体进行紧急救助,妥善发挥好人条款的积极引导作用,对改善见死不救的不良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

侵权行为是债因之一,侵权法应为债法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债非因契约而生,而是私犯的必然结果。债的本质是责任,责任的内容是债,二者没有根本性区别。侵权责任形式主要为损害赔偿。将侵权法脱离债法并设立单独的民事责任法之主张难以成立。     

论刑法中义务冲突的成立要件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是指行为人同时负有数个义务,履行其中一个义务就无法履行其他刑事义务的困境。冲突的义务有轻重大小之分,只有刑事义务的不履行才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义务冲突。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过失心态并不能成为义务冲突成立的要素。刑法中义务冲突的成立要件应当包括两个：第一个是行为人同时身负数个义务,此为义务冲突成立的形式要件;第二个是因履行一个义务而无法履行其他义务,此为义务冲突的实质要件。     

论如实供述义务--兼论英国限制沉默权的可借鉴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义务,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律规定,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遭遇到多种规则与制度的挤压,比较我国与英国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不同的实效和对之截然相反的价值评判.因此,笔者主张保留并改造我国的如实供述义务,将其特定化或个别化从而置于沉默权的前提之下.     

试析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理论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严格责任有若干代表性的观点。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应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来理解;虽然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尚不存在真正的严格责任制度,但是结合我国刑法的具体背景,其实严格责任是能够为我国刑法所包容的。在我国刑法制度中,无论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看,其都应该有一席之地。其本质为一种推定过错责任,注意义务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

关于债法总则设立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其对包括合同在内的各种债的关系的可适用性,然而债法总则只是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体系,我们不宜苛求债法总则的所有规范对各种债都完全适用,即便是合同之债,债法总则的许多规范也不是完全适用的,以债法总则对合同以外的债不完全适用为由而否定其实际效用和存在价值,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制度透析

世界各国公司法之公司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倾向使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日趋凸显 ,正确处理注重保护公司董事的创业精神、强化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之关系在我国具有典型意义。因此 ,综合透析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关系、董事忠实义务的民事责任范畴及性质、内容 ,对于我国在立法上规制和完善董事的忠实义务非常重要。     

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体系的几点思考

我国民事法律责任体系的设立应遵循合法原则、公平合理原则、补偿性原则 ,构建我国民事法律责任体系应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民事责任的设定是否全面 ;二是能否准确核定民事权利受损害的程度 ;三是受损害的民事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及时的法律救济 ;四是权利义务的设定是否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