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构建

一国竞争政策的定位,有赖于该国竞争政策基本概念的确定。在将竞争政策作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基础上,确立与竞争法并列的中国竞争政策概念,并以有效市场竞争模式、公共利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目标,系统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政策体系。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公平、效率与公安工作

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多数人所认同,认为要想获得其中一个只能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的内涵入手,分析了两者对立关系的局限性,指出两者互补关系在更长时期、更广领域内的存在。同时,在公安机关管理社会和内部管理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公平与效率的互补关系,对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包含公平、效率、实践性、可行性等,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价值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正义与和谐

“正义”与“和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是以制度正义为主轴,围绕如何完善公平分配机制,正确处理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强势和弱势阶层的关系。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应以正确引导市场化改革和优化社会政策输出为双轨,以落实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本质,推动社会系统化改革,优化社会利益均衡与分配机制等措施,达到社会各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     

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对狭窄意义的公平而言是准确的。基于对效率和公平认识的深化,可以这样概括:“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要特别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追求高质量的公平增长。追求社会公平是一个长过程,这里不得不谈到公正,不得不提到我们党和政府如何引导和确立公正观。我们有实现社会公平的长期理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富强之路,有一定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脚踏实地解决问题,认准工作着力点去追求公平的增长,在整个进程中严格区分目标和过程,使人民群众逐步达到满足,看到希望。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关系浅析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都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并且在主要方面都体现为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冲突与差异,但同时也存在着关联与互补,并且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对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系、冲突及协调方面进行阐述,并对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和对策提出建议。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的走向——兼论中国竞争法的应对

是否以及如何将竞争政策引入多边贸易体制是WTO成立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该议题国际社会存在广泛争议,2003年WTO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部长会议仍未就此达成共识。未来WTO的竞争政策将重点集中于解决妨碍市场准入的“与贸易有关的”私人和公私混合性反竞争行为。中国应积极支持在WTO框架下展开多边竞争协议的谈判,并充分表达我国的立场,力争有利于我国企业发展的竞争规则的形成。     

按贡献分配与社会公平的经济学解释

本文从马克思分配理论关于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的基本原理出发,以现代经济学生产效率和分配理论作为微观分析工具,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关系,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主要结论是:按贡献分配原则符合马克思的分配原理及社会公平观;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初次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正”是一致的;在再次分配中,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及其相应的收入分配原则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没有矛盾和冲突。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相关的社会公平问题。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效率与公平关系探析

建立在社会人、系统整合与风险分担假设之上的治理现代化,率先被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建设所实践,其作用在于预防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中国不得不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治理复杂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城市化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既涵盖了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又体现了中国效率与公平兼容路径的独特性,提供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现代化方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两次理论飞跃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明确了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协同推进。效率与公平兼容机制的达成,需从社会政策创新入手,重点关注政策系统化与政策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