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

宪政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制度,刑事法治的真正实现需要以宪政作为基础。刑法的基本原则最早是通过宪法文献表现出来的。强化刑法宪政基础有助于刑法目的的生成;有助于规制刑罚权;有助于国民对刑法的认同感。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需要转变刑法观念,强化刑法立法的宪法依据,合理进行刑法有权解释。     

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宪法制约刑法的据理分析与价值建构

刑法乃规定犯罪与刑罚之法律。良好的刑法,既是保障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一般国民权利的大宪章。宪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必然对刑法作原则性规范。宪法制约刑法,有刑法宪法化和宪法刑法化两种基本模式,我国实行宪法刑法化模式。我国宪法自1982年通过以来,30年的发展过程中几经修订,体现出市场导向、法治导向和人权导向等基本价值取向。当下,社会转型日趋激烈,时代法治精神不断强化,为此,直接关涉公民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刑法应遵照宪法并不断革新,以严格贯彻罪刑法定,提升刑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     

宪法与刑法关系的三维思考

宪法与刑法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思考:首先是完法与刑法关系的效力之维;在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基础之上,再涉及到宪法与刑法关系的价值之维与功能之维.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学界原有的观点多发自应然视角并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需要结合我国宪政发展的实际加以反思.     

论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漠视男性应拥有平等的性权利,对男性合法性权利的保护存在缺失,这有违宪法精神。我国刑法缺失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其原因在于男女之间生理构造的差异、过于保守的传统性观念、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为保护男性性权利,应在立法上修改有关规定,在新法未出台前则要充分发挥现行法律的作用。     

论刑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

婚姻家庭关系首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以婚姻家庭法为基本准则，对严重违反婚姻法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动用刑罚手段，即刑法在这种情况下应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之中，目前，我国刑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是适度，刑法调整的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 重婚、破坏军婚、虐待家庭成员、遗弃、拐骗儿童等。本文从正确认识和理解婚姻家庭权利、正确适用刑法惩罚侵犯婚姻家庭权利犯罪这两个角度，探讨加强刑事司法对婚姻家庭权利的保护。     

新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修改

新刑法对我国刑事管辖权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管辖问题.原则上规定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取消了以犯罪地法律为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有关特殊主体的刑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二是普遍管辖权问题.新刑法第一次在我国刑法法典确立普遍管辖权制度,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主权、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犯罪作斗争.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探析

在当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和刑法关系的模式正在成为被关注的主题。本文以＂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为中心进行探讨,首先讲述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演变以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分析,接着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定位进行了讲述,最后针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选择进行了讨论。     

可计算的刑法——刑法的微观经济分析

用经济的理念来分析刑法,是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该文通过成本与效益这一耳熟能详的经济学概念,探讨了我国刑事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如何改善,以节约我国司法资源,从而实现刑法效益最大化。     

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于刑罚目的和刑法价值的实现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刑法的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刑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诉讼机制以及司法水平和社会环境,在现实条件下,刑法价值只能相对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生长。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     

论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加快,环境资源问题也日渐突出。我国现行法律给定了行政处罚、民事制裁、刑事处罚解决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刑法和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严厉性,其调控效果也更明显。本文从刑法介入对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现状以及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刑法机制

刑事诉讼即刑事程序，即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前后环节)，尽管与刑法功能的实现有关，但它不涉及刑事实体即刑法问题。而刑法机制的组织基础是刑法结构，刑法结构则是刑事实体的价值基础。所以，刑法机制的重心是刑法问题，是动态上的刑法，是实践中的刑法。在价值取向上，程序重形式正义，机制重实质正义。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权的刑法保护:内涵、缺陷及完善

刑法是构成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基础,是直接关乎到国家公民人权和保障的法典,它具有着广泛的公民权益保护和对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独特制裁权利的特殊性。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人权保护的立法还存在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等缺陷,需要采取优化刑法的类罪体系,增强刑法的明确性等措施使其完善并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劳动报酬权的刑法保护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刑事司法对劳动报酬权进行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对此类案件的办理进行了明确。但劳动者维权成本的增加,罪名执行效果的不尽理想,刑事司法与其他治理手段的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报酬权的刑法保护依然面临困境,所以,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宪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三个刑法追问

ChatGPT的强大算力和拟人化逻辑思维方式,让人们在感叹人工智能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思考。从刑法学者视角看,这些探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ChatGPT是否已经成为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强人工智能,刑法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是不可变的;二是具备强大算力和丰富数据库的ChatGPT4.0是否存在侵害法益的危险,可能会引发哪些犯罪;三是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研究是否可能,研究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目的何在。回应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厘清ChatGPT本身可能带来的刑事风险,还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未来人工智能刑法风险研究的方向。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