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宽严相济应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刑法必须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实现严格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对累犯实行加重处罚;加强对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的控制;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实现宽松刑事政策的刑法完善包括:进一步限制死刑,应将经济犯罪死刑的规定减少到最低限度;扩大罚金刑与缓刑的适用;调整与完善刑事责任结构,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和复合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现在及一段时间内必须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及对法律条文进行对比来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改方面是如何贯彻的。通过解决不合理的法定刑配置等途径,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     

论新刑法修正案的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基本涵义是指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75岁以上老人免死、增加了醉酒驾驶新罪名等,其总体结构和具体法条均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为应对新时期犯罪规制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应对方略，有必要对其详细的流变历程及准确的理论内涵进行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科学定位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八）中的成功运用，体现了国家运用刑事政策和刑法来治理社会的渐趋成熟。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及选择根基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是指由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双重介入,旨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和食品安全越轨行为分别予以惩治和预防的理念和策略。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其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以预防犯罪为指导原则。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内容应当包含前置法与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两方面内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根基在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和知识分工的发展需要。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入世与我国刑法理念之再次维新

社会经济的变迁,必然引起法律理念的嬗变。由经济入世而引发的法律入世,对刑法理念带来激烈冲击,中国刑法需要变革。应树立刑法的开放理念、国际化理念、平等理念,重塑刑事政策理念,并以新的犯罪观、刑罚观作支撑。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探析

在当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和刑法关系的模式正在成为被关注的主题。本文以＂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为中心进行探讨,首先讲述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演变以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分析,接着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定位进行了讲述,最后针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选择进行了讨论。     

刑法谦抑之功能解析

刑法谦抑是刑法在调控权发动、调控范围划定、调控方法选择及刑法运行的各个环节所具有的谦卑、退让的品性。作为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在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导向、制约、整合和评价等多种功能。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于刑罚目的和刑法价值的实现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刑法的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刑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诉讼机制以及司法水平和社会环境,在现实条件下,刑法价值只能相对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生长。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第与刑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是对一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总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过“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刑事政策,目前“宽严相济”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出发,有效的贯彻这一政策,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我国首先应对刑法的一些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现代化取向的实体法解读

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正逐渐注入我国刑事实体法之中,其必然性结果是促使我国少年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成熟。然而,在我国,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实体法的注入,主要不是通过人大对刑法典的制定或修改来进行的,而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和2006年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了我国少年刑事政策以及少年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也正因此,在上述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刑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冲突或紧张关系。要想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刑事法之间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独立的少年刑法制度。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论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

宪政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制度,刑事法治的真正实现需要以宪政作为基础。刑法的基本原则最早是通过宪法文献表现出来的。强化刑法宪政基础有助于刑法目的的生成;有助于规制刑罚权;有助于国民对刑法的认同感。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需要转变刑法观念,强化刑法立法的宪法依据,合理进行刑法有权解释。     

非犯罪化思想及其借鉴

非犯罪化思想的出现既有其哲学基础和现实土壤 ,也有其法律理论依据 ,其具体表现为刑法谦抑思想和刑罚辅助思想。它不仅是一种现代刑法观念的实现 ,其更深远的意义体现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实践中。这一观念的旨趣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思想相吻合。非犯罪化观念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由于法制现代化及依法办案的要求 ,目前刑事立法对坦白从宽这一刑事政策的体现呈弱化趋势 ,决定了“坦白不从宽 ,抗拒不从严”司法悖论的产生。坦白从宽实质上是被追诉者与控诉方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机制 ,它可以提高诉讼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坦白从宽的法律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也是解决上述司法悖论的有效方法。坦白从宽的法律化宜采取简单易行的方案。     

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及解决

刑事习惯法作为一种"活的法",虽然在整个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刑事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存在冲突,应着力发掘刑事习惯法与刑法基本原则内在的一致性,以寻求良性互动的路径。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关系论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实际上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双向互融关系的体现。对其关系的解读可以犯罪构成的刑事政策蕴涵为立论基础,以预防必要性为理论切入点,在刑事一体化的宏观视域下,建构一个体系性思维与问题指向性思考并重,目的论的、刑事政策的开放性犯罪论体系。     

刑事政策对证券犯罪的理性应答--兼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刑法干预事由

我国证券市场刑事立法的严密性、数量、质量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及证券管理体制等因素决定了证券犯罪"司法介入"的功能性缺失,应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为切入点和范例,对证券犯罪进行刑法干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