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看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

宪法与刑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目前,民族习惯法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刑法适用形成了重大影响,成为该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作为民族文化之重要体现的民族习惯法应当得到尊重,刑法的适用亦不例外。事实上,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下位原则——法律主义和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当民族习惯法有利于被告人时,可以得到适用,这不仅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公安法制建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一、法学理论必须正本清源法学以国家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服务。由于它的这一重要作用,必然成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激烈争夺的领域。多年来,极少数人反对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总的指导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指导地位,否定法的阶级性,否定法律具有专政工具的作用。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荒谬,在实践上也极为有害。     

社会学法学

社会学法学或者法律社会学具有一部连绵不断的发展历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初具规模,这时社会学法学的理论命题完全来自于欧洲学者;接下来是针对英美普通法环境的社会学法学逐渐开始发展起来,社会学法学不仅开始反思自己的特点,而且还推出若干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如利益,社会工程,以及社会学法学的历史观等;在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之后,社会学法学开始扩展到整个世界。20世纪70年代之后,社会学法学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分枝。这些分枝虽然也还使用社会学、以及社会学法学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它们突出了对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开辟了新的认识层面。社会学法学的核心问题是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包括法律如何影响社会,又包括社会如何作用于法律。社会学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法律发展,贯穿社会学法学的根本精神是重新认识法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法学思潮,社会学法学在展示了内部一致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同的特色,不仅是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且还有地方化的区别。     

刑法立法全球化刍议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伸,经济与法律全球化都是其中一个侧面,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理解,可以将其概括为"脱域"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视野下,刑法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与社会规则体系,从立法模式、基本原则、整体趋势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其具有"脱域"属性。而刑法立法在这种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反映与塑造的双重指导作用,当前法学整体研究与刑法领域研究仍存在偏差与不足。以实践法学构建认识论,以协同性原则、最低限度原则以及进化论原则为方法论重构刑法立法的未来图景,将有助于实现刑法的本土法治实践与域外法治实践之间的自恰,从而推动我国刑法的现代化、科学化。     

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刘少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并尝试将其应用于革命实践;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持或参与制定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重视法治建设实践,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刑民界说的价值分析

刑法与民法之间的界说为研究边缘法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其关系的价值论部分则是该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研究不只是在刑事法学与民商法学之间来回穿梭,还涉足多学科领域。作为一项基础性课题,首先要从重视对它的理论架构及其材料佐证开始。对它的研究虽然主要是集中在法律分类与行为性质划分等两个方面,而其研究成果却超越了历史与现实的选择:"诸法合一"体系的崩溃、公法与私法理论的提出、法律价值内涵的多元现象的产生及司法救济的多样化,等等,无不与其有关。如果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区分刑民之间的界限,却忽视了对其基础理论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理论短视,甚至让后续的研究工作变得无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评介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一书首次提出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环境法哲学”的初步设想,全面系统地整理了马恩经典著作的环境法律哲学思想,从方法论的视角提出了认识和破解环境法学“哥德巴赫猜想”——“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新思路。但是,方法论本身也是需要加以反思的;欲真正解答“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还必须明确恰当的认识论立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平衡法研究的理论视阈

平衡法研究既有深厚的法治实践背景,也有部门法研究为支撑。随着全面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平衡法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不断丰富,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不断拓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利于文化建设。当前,平衡法研究不但要具备全球化、规范化和方法论的理论视野,还要处理好"法律一元"与"法律多元"、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法律本土主义与法律现代化等方面提出的理论命题,回应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分析——以“第三域”理论为视角

有限政府的建设离不开对政府自身职权和职责的科学定位,行政学、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等诸多学科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问题都有所关涉。"第三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存在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作为以"第三域"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尽管源起于西方,但它同样可以作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有限政府的建设在本质上就是要科学解决政府角色定位问题,这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它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从"第三域"理论视角对有限政府建设的路径进行分析,有利于在有限政府建设的传统分析框架之外寻求其他的理论资源和路径设计方案。     

法律制度与政府体制关系论略

张博源在《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撰文认为，推进行政法治需要正确处理法制建设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关系，在理论上廓清法律制度与政府体制的关系尤为必要。法律制度与政府体制之间呈现出的复杂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设置及其权力资源的配置关系。另一方面，政府体制还通过立法、     

论功利主义的刑法理论

本文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刑法的功利主义理论。功利主义的刑法学说源于贝卡里亚的刑法理论,边沁则是功利主义刑法学说的集大成者。功利主义刑法理论核心是,犯罪行为带来的苦大于所带来的乐,刑罚本身是一种恶,但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边沁之后,功利主义成为英美国家刑法理论的主流之一,美国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对刑法的解释都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庞德社会控制论法学的理论与实践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庞德社会控制论法学的主要思想。该思想具有强调法律的"强力"、法律的社会价值以及社会控制手段的理性化等特征,实现了社会学与法学的交融,对美国的立法、司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庞德的这一思想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为我国依法治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西方法理学语境下的法律自治理论及其演进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实证主义法学与社会学法学等主流法学流派均对其倾注了相当的理论关怀。法律自治理论脱胎于法律形式化运动,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努力之下走向成熟,经过卢曼的改进,法律自治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电子政务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行政模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也给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也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带来了挑战,不仅是与电子政务关系密切的行政法学受到挑战,刑法、民法等法律部门传统理论都应该进行变革,如何使相关法律部门与电子政务相适应进而促进行政电子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阐述了当前电子政务涉及的行政法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和影响;论述了电子政务中的刑法问题;讨论了电子政务中的民法问题,以及现行《民法》中相关规定所应做出的适应变革。     

论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

如何正确认识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是当前法学理论和实践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宪法基本权利应当具有直接效力,这种效力源于宪法本身的最高效力和法律权利的基本属性,它具有广泛性、具体性、现实性和可诉性的特征。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有3种基本表现形式: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效力;基本权利对私人之间活动的效力;基本权利对社会生活的效力。宪法基本权利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基本权利的普通法律具体化、基本权利的直接适用和对基本权利的司法解释3种途径来完成。     

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反思当代法律和政治理论中的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对许多传统观念和保守原则提出挑战。特别是，本书试图减轻法律实证主义对现代宪法的束缚。在对法律与政治或法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硬性区分的价值进行思辨的同时，作者也希望努力缩小公法与法律理论之间的惯常鸿沟。”     

走向以人大制度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

正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的反思,中央决策层形成了"一定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1]的基本政治共识。彭真在关于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结尾,也明确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经过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正式通过以后,就要作为具有最大权威性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付诸实施了。它将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们相信,新的宪法必定能够得到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2]回顾自1982年宪法起草迄今的修宪和行宪历程,探索建构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宪法监督制度,成为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命题。由此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就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展开了深入探讨,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吸纳和扬弃了"宪法司法化模式",并最终初步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本文即以上述三种宪法监督模式的发展和取舍为线索,探讨新时代中国合宪性审查的来路和前景。     

语言与法：关于“善”的解释与论证的博弈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人们努力进行着通过法学方法实现个案中对规范性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某种逻辑关系证立的尝试,由此实现立法目的,建立＂符合道德要求＂的社会秩序。但其不可避免地被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适用的悖论问题和法律论证理论中的＂明希豪森困境＂所困扰。面对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解构,法律有效性受到冲击。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层面的理论思考将对法律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进路。     

宪法常识

宪法同其他一般法的差别在于宪法是根本法,不是一般的法。第一、根本法的内容不同于其它一般的法。一般法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民法是调整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刑法是关于刑事犯罪、对罪犯惩罚的法律,等等。而宪法作为根本法,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全面,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人们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二、根本法是其它一般法的立法依据。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     

法律变革的逻辑——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较量

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文章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