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政策研究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科学合理性为方法论基石、以政策过程阶段论为主流分析方法的政策分析途径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以后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社会合理性为方法论基石、以替代性政策解释理论为分析方法的政策研究。这表明西方公共政策研究正经历着一场范式变革。     

从公众话语走向政策话语:一项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实证主义逐渐兴起并演化成为一种潮流。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不同,后实证主义将价值多元和建构主义引入自己的视域。在这种背景下,话语模式也从以前的"实在论"转向"建构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感受、认知、体验和创建世界。在"建构论"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建构与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创设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过程,因此成为一项理解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那么,现实世界中公众话语是如何建构成为政策话语的?我们寻访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线索:存在一个话语能量场、公众话语的演进过程、形成话语联盟以及话语自身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政策问题话语建构的分析框架。     

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到辨证主义:对发展中的行政哲学的新思考

行政哲学就是对于公共行政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是行政哲学发展中的两个传统取向。无论是实证主义行政哲学还是解释主义行政哲学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哲学,而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辨证主义行政哲学试图超越其二者。辨证主义行政哲学是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其为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与综合的哲学视角。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和混乱.梳理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析亍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理论三种常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与技术方面的区别.     

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研究综述

常人方法论是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在过分忽视涉及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的60年代,常人方法论成为以批判和反思帕森斯理论为主导的新兴社会学流派。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者,通过对日常的生活的关注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运用常识性知识和技能来组织自己的社会行为,并在"可说明性""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并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提供了灵感源泉。     

管窥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以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为切入点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历来有之,其滥觞可溯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经历了二战战火的洗练,德国纳粹"恶法"的教训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考量法的价值、法的要素以及法与道德等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法学者哈特教授与新自然法倡导者富勒教授的世纪论战将上述问题再次推至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以此论战为切入点考察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实际上是在新时期的语境下对近现代以来法哲学的发展趋势做一次具有宏观视角的观察。     

从实证主义的视角看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与个体

整体与个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在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时,究竟是以社会整体还是以构成整体的社会个体为研究基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分,进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模型的构建。而在这些主义、方法、模型之中,都可以找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研究得到恢复以来,我国行政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社会学科学中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受到广大行政学研究者的忽视,研究者的批判精神乃至批判意识普遍缺失.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借鉴西方批判理论的合理成分,主张行政学研究要通过合理的批判介质,建立自我反省关系;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应当注重价值问题的探讨,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运用"总体性"的方法,展开对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总体性批判.这有助于我们形成并拓展批判性研究的思路.     

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及其范式转换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自创立起,其青年亚文化研究一直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女性在亚文化研究中未获得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默克罗比为代表的妇女研究小组开始关注青年亚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将女性主义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后来又对女性青年亚文化内部的种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思考。这一时期,受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影响,研究者多采取整体性思路对女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80年代中期,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转换。研究者开始从女性受压迫的个体性与复杂性着手分析;同时也改变了之前对女性青年亚文化的浪漫看法,不再将消费主义与亚文化视为互不相容的力量,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伯明翰学派中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验、视角与方法值得当代中国学界批判地进行吸收和借鉴。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问题域及其历史定位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将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产物。它的主要问题域是反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力图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学派的出现弥补了意大利共产党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心灵的空缺，但由于其自身的方法论缺陷，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意大利政治改革的最终指导思想，并最终为历史的洪流所扬弃。     

论行政学研究中的学术自觉

自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管理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科学研究和作用于现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处在一个新环境中: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改革开放都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应当解决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行政学研究必须坚持立足于现实去进行理论创新和方法选择。其中,从事行政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应拥有充分的学术自觉,肩负起学者的责任,去正确地对待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学理论资源和实践遗产。     

现实条件下官僚制理论的理性回归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诸如以新公共管理运动取代官僚制等等已有所见。因而,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批判。     

德国"法治国"的实践与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德国19世纪法学家的创造,为了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将国家政体问题与法律秩序问题分离,从而回避对主权归属问题的回答.这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法治国"概念发展的重要拐点.自此革命后,论述"法治国"的法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形式法治国"概念,而不是"实质法治国"概念,更重视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实证主义法学家的方法论为他们的这种转向提供了灵感.英国"法治"理论的首位系统阐述者戴雪却用《英宪精义》一章的篇幅认为行政法与"法治"不相容,戴雪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裁量"与"专断".对德国"法治国"概念起源、流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发展起一种合理的法治理论.     

自由与平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两种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英美地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的"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内容,由此延伸出两条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路径,并分别诉诸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政治哲学范畴内最基本亦最具吸引力的价值。这不仅丰富了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政治哲学维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果

以人为本21世纪，“以人为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何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开始重新提倡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人为本”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到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以人为本”从知识界的一种理念转变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据。     

香港劳资冲突中的工会

20世纪50年代,香港劳资关系稳定;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与冲突增多,但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平稳。这与香港的劳工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以"工联会"为代表的香港工会在劳资冲突化解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它主要通过影响劳工立法和政策、介入劳资事务协商、直接处理劳资争议的途径化解劳资冲突。"工联会"走上层政治路线以协调劳资关系,也是香港工会化解劳资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征。     

"综合创新论"与"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是这场论战的诱因。张岱年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建设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张岱年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位文化”论,而是发展和超越了“本位文化”论。在对文化认识不断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一味地贬抑“本位文化论”,而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本位文化”论。     

居民消费的当下与未来

耐用品的消费阶梯 耐用品消费是居民家庭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当居民家庭对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第一波耐用消费品表现出旺盛的消费热情时，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新兴家用电器正以一种“奢侈品”的姿态悄然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领了第二波耐用品消费热。     

实证主义哲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逐步进入中国。实证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并引发了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由此带来中国近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它对于塑造近现代中国文化功不可没。     

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忽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缺陷

本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做了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实证主义 ;二是科学主义。其根本缺陷在于 :只重视“科学的逻辑”,而严重忽视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背景 ;只强调科学的实证精神 ,而严重忽视了人的创造精神或创新精神 ;强调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 ,而严重地忽视了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关联及其科学本身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 ,从而导致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