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海峡两岸毒品犯罪比较研究

两岸刑法在毒品概念、分级制度、毒品犯罪对象和行为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陆刑法在毒品犯罪对象、行为类型等方面有着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台湾“刑法”在毒品分级制度和使用行为犯罪化问题上迥异于大陆刑法。研究还发现，台湾“刑法”的毒品分级制度、毒品目录更新机制、对制毒设备和施用毒品的器具的刑法规制值得大陆刑法借鉴。     

香港、大陆刑法之比较

香港、大陆刑法之比较许发民＊香港刑法和祖国大陆刑法存在着诸多差异，本文从十个方面对其进行概括性比较。一、法律性质的差异大陆刑法的法律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香港刑法的法律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时期，香港刑法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回归祖国后，香港刑法的这种法律...     

中国古代犯罪主观方面研究

犯罪主观方面是近现代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课题。在大陆法系传统刑法系传统刑法理论中 ,犯罪主观方面和刑事责任能力共同构成有责性要件 ,成为犯罪的三要素之一 ;在中国大陆现代刑法中 ,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是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一。中国古代刑法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探究古代犯罪主观方面的法律精神和沿革 ,有助于准确认识和完善现代刑法     

两岸四地生命科技刑法比较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及澳门特区与祖国大陆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法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大陆应当参考和借鉴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刑法制度体系。     

谈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

受贿罪的认定,在其犯罪客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随着我国法律的修改,对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争论。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有四种类型,主体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公务性,在实践中应注意受贿罪的几个特殊主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贿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的基本形式是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实践中应注意斡旋受贿的行为。     

受贿罪若干问题再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根据立法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的需要,从更有利于打击和遏制犯罪出发,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刑法对受贿罪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关于受贿罪的成立要件具体内容规定的模糊性和现实生活的无比复杂性,决定了受贿罪有关问题的司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经常遇到的难题,也成为关于受贿罪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就"利用职务之便"的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有关共同受贿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及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作以探讨。     

受贿罪犯罪对象新解——从法的价值层面叩问受贿罪犯罪对象的局限性

从哲学层面审视，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其范围变化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从现实意义上讲，要求法条能准确、适时地把握和反映社会生活需求，对立法者来说的确非常困难。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公囿于现有刑法条文对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规定和解释，客观上势必会导致打击职务犯罪的真空产生。为解决司法实践困惑，准确打击受贿犯罪，完善刑法关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规定迫在眉睫。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趋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差距,决定了我国的刑罚制度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那种轻缓程度,但我国新刑法的指导思想、实质精神以及刑法的执行措施和部分总则与分则的修订中都已经体现了轻刑化这种价值取向的观点。     

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概述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执行程序主要依据《澳门刑法》和《澳门刑事诉讼法》执行。澳门的刑事执行法律规定了主刑和附加刑的执行方式。也规定了保安处分刑的执行程序和方式,如收容保安处分的执行和禁止业务的保安处分执行,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注重实体和程序的衔接。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论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行为的定罪及刑法完善

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犯罪行为是比较严重的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因刑法未对这种犯罪行为单独定罪量刑,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因不同情形而有所不同,而且理论和实践界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有不同观点,为加强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有必要对惩处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犯罪行为进行刑法完善。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道德与刑法有限性的关系——也谈见危不救应否成罪

刑法包括犯罪和刑罚两个部分,因此刑法有限性包括刑法范围的有限性和刑罚发动的有限性两个方面。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与该社会的刑法范围成正比,而与其刑罚的严厉程度成反比。从这个结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整体道德现状,目前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