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缘起、问题与完善

社区矫正思想的产生与演进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刑罚及行刑思想的理性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符合行刑由严酷走向宽缓的国际趋势。我国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前景取决于社会刑罚观念、社区的发育成熟度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施行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重刑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根深蒂固;其二,社会基础层面社区发育的不成熟;其三,法律规范层面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有待完善。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实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其一,营造"宽严相济"思想的社会氛围;其二,进一步塑造社区矫正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其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关立法。     

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河北省自社区矫正试行以来,在制度建立、机构设置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矫正制度实质化、矫正队伍专业化以及矫正措施精细化等方面仍有不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借鉴国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完善风险评估、个案矫正等制度,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吸纳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落实分类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就业帮助等措施,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发展。     

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界定及其法律完善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建立并积极探索更多类型的非监禁刑方法,推行社会矫正制度。目前,我国尚无社区矫正立法,"两高两部"关于社区矫正的界定和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刑法修正案》(八)只对三种社区刑罚进行了规定,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本文在考察外国社区矫正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刑法实践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探索社区矫正的界定和适用范围,提出完善建言,以期有益于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本文认为,在我国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矫正不应被定位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应定性为刑事处遇措施,应将劳教人员、被酌定不起诉人员以及刑满释放后的高危人员等纳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证探索与路径解析——以灵宝市三个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深入推广历经一个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基层的社区矫正历来是制度实践的最前端,各地矫正工作在基层实践中都会因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创制一些本土化的方案,体现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智慧。然而,立法不足和制度保障的欠缺导致矫正工作在基层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文章以灵宝市三个镇的社区矫正为样本,对社区矫正在基层实践中产生的调查评估和矫正管理问题进行探讨。     

论规范与理念双重视角下社区矫正制度之改进——基于规范文本和实践维度的分析

社区矫正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先进的理念和健全的规范体系。当前,社区矫正的规范体系无论在完备性还是协调性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中,规范体系的不完备主要体现为《社区矫正法》的缺失,相关法规规章的不健全,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严重不足。规范体系的不协调则表现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概念的使用上,不同的规范性法文件存在很大的差别。《社区矫正法(送审稿)》中虽然确立了"一个统一、两个结合"的矫正理念,但该理念并没有在该规范文本中得到贯彻,实践中也远未得到落实。为此,立法机关在通过《社区矫正法》时应该采取措施贯彻上述理念,矫正实践中也应该逐步改变重监管轻帮教的倾向。在改进社区矫正立法体系时,软法体系的建设同样应该得到重视。     

我国建立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探究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较长的历史，它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对社区矫正的社会意义、实现原则及如何完善进行了阐述。     

社区矫正人才培养对接岗位需求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课程,以培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矫正人才就成为当下高校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拟从社区矫正制度的发端、传承以及现阶段在我国的试点现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我国社区矫正人才培养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社区矫正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对接路径。     

黑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以牡丹江市、大庆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历经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运行规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调研以牡丹江市、大庆市为对象,介绍了两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及成功经验,分析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和困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以期为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构想

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已开始初步实践,有其基本的生存状态.但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与束缚,加上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不健全,使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并不乐观.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从基础性工作着手,需重心下沉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并逐步完善各项制度的本土化建设.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与促进社会和谐

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领域的朝阳制度,代表了现代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社区矫正以行刑的人道化、社会化和个别化,实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文明发展.在我国推广并完善社区矫正,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铁路法》中刑事罚则适用问题研究

《铁路法》刑事罚则所规定的有些内容与现行《刑法》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二者间还存在着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且其法律位阶上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铁路法》中刑事罚则的内容已纳入现行《刑法》,已为现行《刑法》的相关内容所吸收和替代,因此其刑事罚则的内容实际上已失去原有的立法价值。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看守所在押人员再犯罪的刑事介入探讨

看守所承担管理和改造在押人员的重要任务,理应是巩固和延伸法律惩戒力的重要阵地。当前的看守所规范化建设既应当加强文明执法,充分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也要提高对在押人员违规行为乃至重新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对涉嫌又犯新罪的行为要介入刑事手段,坚决打击,使行为人罪责刑相适应。刑事介入只有有了充分的法理支撑,理顺启动和执行程序,才具备打击犯罪的应用能力,并体现看守所监管工作机制的科学有效。     

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近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入罪出罪问题更是讨论较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具有补充性与最后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而＂人肉搜索＂入罪是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内在价值蕴涵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肉搜索＂目前不宜入罪。     

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被提到本届人大立法日程上来,其修改论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原则、框架、理念上,鲜有对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详细考察论证的。而作为操作规程的诉讼法,其每一个细微之处的设计都是不能忽略的,如刑事诉讼法中的职能与职权划分的界线及特赦的问题,已死亡被刑事追诉者的非法财产追究问题,强制措施中的某些具体操作环节问题,羁押期限延长的合理性问题,二审中发回重审裁定中的问题等,否则修改后的法律仍然脱离不了“弹性规则”的窠臼。     

如何依法培养我国的新型农民

在当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培养我国“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应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我们应在农村大力实施“五五”普法,树立和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实施《职业教育法》,锻造农民的就业能力;施行《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可再生能源法》,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农民的自治能力;严格推行《义务教育法》,培养新型农民从娃娃抓起。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问题反思

被告人供述具有直接证据的属性,因其能为案件侦破提供丰富的证据线索而倍受侦查人员的重视。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是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中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排除上的障碍。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