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环境正义、风险感知与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路径分析——基于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案例思考

公众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兴建具有负外部性设施的邻避抗议行为,是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国内易发生邻避冲突的典型。选址合理性是政府与公众争论的焦点,项目施工前的行政审批阶段是发生邻避冲突的敏感节点,公众的冲突行为具有情绪化、暴力化和长期性特点,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影响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结果。“政府—设施企业—公众”协商治理是规避冲突的有效路径,要践行信息公开、全过程协商参与、多元化补偿、全方位监管的治理策略。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论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应对

邻避冲突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我国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行政决策程序的欠缺、风险沟通不完善、补偿机制未建立,另外还存在邻避冲突解决机制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我国日益增加的邻避冲突,需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强化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加强风险沟通,建立各种形式的补偿机制,完善邻避冲突解决的立法,及时预防和解决邻避冲突。     

邻避风险演化机理的系统仿真模拟研究

邻避风险作为社会风险,具有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较广、参与人数较多等特点,公众的抗议越来越频繁地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因此,本文以发生过的邻避事件为二手资料,进行确定性背景和不确定性逻辑下邻避风险演化机理的仿真模拟,通过对Multi-Agent系统的公众行为策略和实验条件假定,还原了邻避事件从"风险-危机-失衡"前三个阶段的演化机理与演化逻辑,为地方政府在国家现代化场域中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阶段性测量与预防的理论依据。     

邻避冲突作为公众议程:一个描述性框架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邻避冲突是公众反对邻避设施建设的公众议程,试图打破原有的政策垄断。公众议程的建立需要公众风险意识的形成、利益感知、群体动员以及群体行动等过程,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而使自身要求成功地转变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建立的关键在于群体行动能施加在政府容忍底线之上的压力。减少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将非制度化的公众议程嵌入到邻避设施的决策过程中,将现实冲突整合为一个有序、制度内的利益协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邻避决策程序。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个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对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研究,主要聚焦公民权利、邻避过程、风险认知、补偿机制等某类因素探讨,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组合研究比较匮乏。从空间正义理论中提炼条件变量,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4个邻避设施选址案例开展研究发现,单因素变量均不足以单独促成邻避设施选址的公众态度;补偿机制并非在所有类型的邻避空间生产中都奏效,只有在污染型设施选址案例,且货币或复合型补偿在其他条件配合下才能影响公众态度;正向意义的公众参与、风险沟通与政府空间介入,对公众同意态度产生的解释力高于其他因素;符合目标正义、过程正义更易得到公众认可,但公众邻避态度的出现同其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对称性等。上述研究对消解世界性邻避设施选址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为何反对?一起高架桥规划邻避冲突的案例研究

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公众反对,从公民参与缺失、生活环境风险、资产风险以及心理因素出发,通过对J市高架桥规划引发邻避冲突的研究发现,生活环境风险、公民参与缺失是主要的反对原因。规划会给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种风险引发公众对设施的厌恶,塑造了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反对态度;决策系统的常规制度没有为公民提供机会参与决策以决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由此引发激烈地冲突。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     

邻避事件的性质与演变机制——基于近十年典型案例的研究

邻避事件包括温和型邻避事件和暴力型邻避事件。从动因和对抗程度看,许多邻避事件兼具维权和泄愤两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也会体现在邻避冲突的演变过程中。在生态环境不如人意的背景下,许多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愿。民众的体制内抗争往往无法实现其环境诉求,并容易演变为体制外的集体抗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刚性稳定常阻止抗争信息传播、打压积极分子及其体制外抗争活动。地方政府的不当处置可能激化矛盾,使温和型集体抗争演变为暴力型邻避事件。只要地方政府处理得当,邻避冲突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完善环境治理的催化剂。     

邻避回馈制度的民众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35座城市民调数据的实证分析

邻避回馈制度是邻避冲突实现制度化治理的标志性制度设计,其建立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众接受度。民调数据显示,我国邻避回馈制度的建立实施已经具备良好的民意基础。就其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而言,相比于政府治理绩效与民众环保意识,政府公信力与风险管控技术是影响民众邻避回馈制度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风险管控技术的成熟是民众接受度提高的必然路径。就未来政策推进方向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应该成为邻避回馈制度实施的试点城市。     

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与抗争共振效应

在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中,抗议者往往包括普通居民、学生、本地企业及其员工、地方政治精英、怀有抽象愤怒的人和外部公众等群体。体制内邻避抗议者的存在激发了体制外抗议者的抗争意愿。受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不同身份的抗议者经常采取不同的抗争方式和策略,发挥不同的影响。抗议积极分子通过口头、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构建抵制邻避设施的地方性共识,形成跨越社会阶层和社区的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发起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同阶层、社区、地域的抗议者的抗争可以形成抗争共振效应。无组织的抗争联盟难以协调统一的抗争方式、策略和行动纪律。抗议者跨越社区和社会阶层是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与其他大多数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区别。     

邻避冲突的良善治理——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框架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大大小小的邻避冲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治理模式下,由于政府过分垄断决策权、掌握信息不充分、缺乏面向公众的诉求平台,邻避冲突往往得不到有效治理。结合公共治理理论,联系国外实践,文章论述了良善治理邻避冲突的可行途径:在良好的法律舆论环境下,引进多方主体参与,搭建与公众对话平台,加强社会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以实现善治。     

走近他者:邻避困境化解的协商之道

他者在邻避困境化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邻避冲突中的主体之一,他者的角色转换是影响邻避冲突走向的关键变量。在邻避政策制定过程中,他者空间上的在场与话语上的离场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公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此时,退出者和呼吁者的角色选择为他者表达不满和诉求提供了可能,而一旦这种身份转换失败,通常会引发剧烈的邻避冲突。要想走出邻避困境,公共部门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共部门要学会主动走近他者,以协商沟通为桥梁,在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和程序上,创造条件让他者成为在场者,在构建他者对项目认知、程序认可、决策认同的基础上,引导他者最终成为公共政策的忠诚者。     

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