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从官僚预算最大化到官僚机构塑造模型：公共预算理论中的理性选择

上个世纪中后期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其所提出的政府机构如何行为的逻辑或演绎模型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到公共预算研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和敦利威的官僚机构塑造模型。     

教育研究的结构化逻辑

教育研究的传统框架以假设、封闭和被动为个性倾向,缺乏规范性的意义框架,需要使其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结构性秩序.这种结构性秩序奠定了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进而在教育研究本身构建的意义领域里建立起特殊描述性的教育实践活动模式,即表征、外核和内核三层共同搭建起具有整体性功能的结构化逻辑框架.教育研究的结构化逻辑强调结构内主体间交互形成的教育生产力而非结构的本体性制约.教育研究需要走向结构化逻辑并赋予这种模式以生活的意义,并将结构融会贯通于一系列的教育生活构成之中,推动教育研究更为自觉、主动地发展.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试论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对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如何运作及其后果,来导出政府的行为特征、后果等政治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即对非市场决策的进行经济研究.它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分析方法为一条根本分析方法原则,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定和交易政治概念为三个基本分析方法要素,去研究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县级政府研究的路径分析

从权力到治理,虽然意味着县级政府研究的不断深化,但呈现出研究框架的单一性。对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研究,将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既可以呈现县域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技术等治理的其他要素和面向,以全面地理解县域治理的实践及其逻辑;又可以涵盖财政、权力和能动者的视角,以及这些视角所要关注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治理能力的研究也意味着县域政府研究取向的转换,即从怀抱政治民主化的理想和激情转换为对基层治理实践更为理性的观察和思考。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

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两者都是为了解决能力短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其目的是要动员、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彼此的目标。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框架下把握基于维稳与闹大所形成的关系,从资源及其动员的角度分析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的动员机制及其行动逻辑,揭示这种博弈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负面后果,不仅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公共治理现象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也有利于把握政府及其官员与公民的行为逻辑。     

技术治理因何失灵——一个夹层化结构的框架北大核心

从“技术结构化”理论出发,分析技术治理失灵的结构形态,并将夹层化结构作为技术治理失灵结构的分析框架不难发现,技术嵌入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现平台化信息共享、数字化扁平层级和标准化数据流程等技术治理特性,为上级政府部门利用技术越过权责边界,干预基层治理提供了便利。夹层化结构影响了纵向政府层级间的角色分工、职责权限,削弱了政府纵向治理结构稳定性,加剧上下级权责失衡和治理行为的逻辑差异,并导致作为整体结构的政府组织,在技术治理过程中纵向关系失调,组织结构层级分化。技术治理特性促使上级力求实现整体治理目标、强化组织控制和提升治理效能,而下级更加重视本级治理任务、确保行为相容和技术工具适用性,纵向贯通的治理层级呈现出夹层化结构。对此,以技术特性构建更具开放和弹性的组织治理结构,是消解夹层化结构,规避技术治理失灵的可能途径。     

策略行动、草根失语与乡村柔性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其治理模式选择及其成效直接影响着治理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范式因其内在治理价值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引领着公共治理的潮流。本文基于"案例-归纳-演绎"的分析框架,以江西S市绿色殡改中"棺材争夺战"为研究个案,采取"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分析各级政府和弱势群众在绿色殡改运动中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阐释地方政府"策略行动"和基层群众"草根失语"的内在逻辑。文章在阐明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从基层政权的公共性重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底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构建三个方面论述乡村柔性治理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定位,并进一步探讨乡村柔性治理的目标愿景和实现路径,以期促进乡村善治,从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思路。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和实现机制探究——基于绍兴市的调研

现代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本文阐释了三种公民参与的类型——博弈型参与、伦理性参与、协商性参与。并分析达成合作的机理和社会条件。通过社会调查,对绍兴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仍然存在着结构不对等、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公民社会仍难充分发育。据此,分析要达成社区合作性治理,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机理及所需的社会条件,不能停留于修修补补的改良,必须全方位透视其所依赖的制度赖以运作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加快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会多中心治理内生秩序、健全合作治理运行机制,是促进社区治理社会成长和实现社区合作善治的理性路径。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国际秩序思想:一种是强调国际体系格局霸权结构化或单极结构化的霸权秩序思想;另一种是强调国际体系格局均衡稳定化的均势形世界秩序思想。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与西方的国际秩序思想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野。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所蕴含的批判逻辑、建构逻辑和发展逻辑反映着新时代国际新秩序建立的理性价值向度和新文明范式,对于反对以新的法西斯主义方式改变战后秩序以及以新的霸权主义促成单极世界的企图,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两种样式及其解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成长土壤,浙江省和四川省在治理创新的道路上发展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创新模式——"民主恳谈"和"公推公选"。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时,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体系的支撑下,深入到民主发展的实际场域,并在考察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索其内在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衡量指标:经济发展、维稳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下,又引入了政企关系这个解释变量,认为两省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创新类型作为突破口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试图更加全面地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不同的路径选择做出逻辑论证。     

村庄政治:理解农民集体上访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北镇的田野考察

在一些综合性集体上访中,"公开文本"所呈现的"维权"性质虽基本成立,但在"隐藏文本"层面则呈现农民谋利或者"出气"的实质诉求。从村庄内部视角来看,熟人社会的村庄结构使干群之间公与私的冲突交织连结,一些村民因为"衡平感"的丧失诱发"气"的产生、累积。在遵循"报"的行为逻辑下,上访成为"气"的宣泄途径或派系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综合性集体上访是村庄政治运作的一部分,而非基于权利、利益或道义诉求的对抗政治。乡村内部政治冲突以各种"维权式上访"呈现,上升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需要直面的问题,与村庄政治平衡的解体紧密相关。这是基层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产物,也是高压维稳政治背景下底层行为逻辑策略性调整的结果。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