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户籍分割与地方城市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户籍分割的经济、社会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政治影响却被普遍忽视了。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考察户籍分割对城市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中间作用机制。基于全国7省13市(区)问卷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户籍分割与城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和主观政府绩效评价等制度绩效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而不是中介效应,控制这三个变量会显著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市政府信任度差异;而正式组织活动参与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等社会资本变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亦即提高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缩小两者的城市政府信任度。针对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考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措施:推进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强就业服务和用工管理;为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创造条件;强化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加强和创新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

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与绩效等的一种评价。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清廉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投票型和沟通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清廉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而接触型和维权型政治参与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要想保持高度的政府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回应民众需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保持当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建立廉洁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进而带来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探索公共服务水平和城镇就业的结构演变规律,从而了解公共服务水平和城镇就业各自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服务水平与城镇就业二者的影响机制,公共服务水平有助于经济增长、人口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此来促进城镇就业。运用中部五省2003-2012年市辖区数据的年均值来分析公共服务水平与城镇就业的关系,结果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城镇就业有正向的影响,并且指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一个新方向。但是由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需要花费一定的政府支出,增加了政府的经济负担,并且当公共服务水平超过一定的水平对就业者吸引力也会减弱,所以公共服务水平应该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不是越高越好。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城镇化冲突预警关注点：重塑政治信任避免无关利益者闹大

城镇化冲突的参与主体中,无关利益者占到一定比例,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无关利益者参与城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信任心理,具体表现在被剥夺心理与抱团参与心态两个方面。无关利益者闹大引发的城镇化冲突具有低燃点、升级快、规模性大和破坏性强的特点,急需有力对策重塑政治信任,避免无关利益者闹大,预警城镇化冲突：注重教育疏导,以角色转型促进心理转型;重塑政府形象,增强政府信任,夯实政府合法性;把握主要矛盾,对不同心理的参与者区别对待。     

财政分权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的经验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财政分权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作用,与城镇化建设密不可分。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探究两者互动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度提高对城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却不利,我国城镇化建设总体质量不高。需加快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要加快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考核体系等一系列的联动改革,从而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潜在的环境治理参与群体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居民的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治理参与行动两个维度,划分出潜在的四种参与群体类型,同时,结合保护动机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从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三个方面,分析四种群体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保行动成本与收益、个人资源禀赋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环境治理评价对于公众选择积极的环境治理参与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突破居民资源与能力限制,培育公民素质以及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机制,应成为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思路。     

论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

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CGSS2005相关数据，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构成，居民特殊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一般信任水平。城市居民社团参与除了受到年龄、收入、政治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之外，一般信任因子对于居民社团参与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而特殊信任因子对于社团参与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社团参与的水平，积极引导人们走出仅局限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圈”，建立起更强的对不特定人的信任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

在城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越来越多、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的同时,"招工难"现象却并未因此减少。在对"招工难"现象的解读中,供给总量的增速减缓是一个方面,农民工职业的高流动性也不容忽视,因为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不仅造成企业用工成本增加,而且因摩擦性失业的上升放大了市场用工的紧缺现象。本文在基础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的分析框架,拟从个体特征、经济水平、流动经历和职业满意度四个方面测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新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形成了较高的求职期望,但农民工难以从提高的教育投资中获得物质利益,因而职业流动性增强,流动经历没有对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产生惯性的持续影响。与客观的工资水平相比,主观的工作发展、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满意度才会对职业稳定性产生显著正效应,且尤以工作发展满意度最为重要。     

开放政府数据中公民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也是政府授权于社会的表现。本研究以赋权理论作为基础,从个体层面探讨影响公民参与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促进因素中,心理赋权的意义和自我决策会正向影响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而自我效能和影响力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行为则无显著影响;在削弱因素中,怀疑和不信任中的恶意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负向影响,而不信任中的无能力则会产生正向影响。提高开放数据的完整度、透明度,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公众对政府及政府在推动数据开放上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激发公民参与开放数据的意愿、提升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方法。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我国城镇化具有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意义,其核心是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问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制度、资金、观念、农民工自身素质等主要问题,以平稳递减农民工总量、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打造服务于大众的均等公共服务为基本目标,把握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资金、用地、住房、避免"两极化"发展等一些关键点。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     

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一种实证研究

分析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可以从制度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四个维度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社区的信任水平与社区治安的状况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性，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反之，社区的信任水平越低，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差。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问题研究——以淄博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工问题存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而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二是城镇规划缺乏刚性约束;三是没有把人的城镇化摆在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四是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城镇化的藩篱。当前农民工问题主要有:一是随机就业多,工作不稳定;二是工资收入偏低,个别仍有拖欠;三是社会保险交纳不及时、不完整、不规范;四是劳动纠纷调处渠道不畅。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和处理好农民工问题的核心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综合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消费拉动群,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一是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农民工住房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四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定居的户籍门槛高;五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为了逐步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二是破除身份藩篱,建立城乡统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社会权益;四是加快小城镇服务功能建设,鼓励农民工就近市民化。     

购买服务视角下农民工政策发展及其治理效能

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但这些服务却长期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各地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工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且促成了农民工政策的积极转型及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当以购买服务为视角,加强对农民工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扩大农民工服务购买目录并提高供给质效,加强和完善对购买服务模式的评估监督,从而切实构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满足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