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为打击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我国刑法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及相关反恐怖主义条款的规定 ,体现了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原则。当前 ,修改和完善刑法、制定反恐怖主义专门法规、实现反恐怖主义立法全球化是我国加强和完善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基本形式。     

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提供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以反对或抵制全球化为目标,阻碍全球化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现代恐怖主义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化维度,不过,直到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才达到新的高度。受全球化的影响,当前国际社会遭遇的第四波恐怖主义,即"宗教恐怖主义",在恐怖袭击数量、致死率、攻击地域、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全球化至少通过五种机制影响了恐怖主义浪潮的存续,包括治理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的流散导致国际社会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权威不足、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变迁导致民众产生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恐怖组织构建以反全球化为目的且能缓解目标群体本体不安全感的话语体系,以及全球化为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了网络等能够进行有效动员的工具。从长时段来看,作为一股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恐怖主义不足以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但如何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推动全球化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中浅析凯尔森的国际法优先说

凯尔森认为国际法因其强制性故而应属法律,国际法与国内法系位于一个法律体系中。凯尔森从哲学上分析了对国内法的首先地位的主观论的理解,对此主权者提出了异议,凯尔森则认为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加大、世界秩序的和平需求方面主权应该是相对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交往日益密切,国际组织日益繁多,凯尔森的国际法由于国内法的一元论理论极具研究价值。     

论国际法框架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各国积极开展反恐行动。中国也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我国应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协议的签订，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也应注重加大国内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反恐怖主义不是一国之事，需要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统一到国际法的框架之内，“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也不例外。     

浅谈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

国际恐怖主义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安全。当前的国际恐怖活动具有新的形式和特征,给国际社会预防、打击国际恐怖犯罪造成极大困难。国际社会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对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还不完善,应在联合国领导下加强国际立法机关建设,制定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典,协调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关系,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给国际恐怖主义以最严厉的打击。     

论恐怖主义的法律性质

恐怖主义在法律上应当定性为武力攻击还是国际犯罪.这是当前国际法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恐怖主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定性为武力攻击,但并非所有的恐怖主义都构成武力攻击.恐怖主义应当定性为国际犯罪.这对当前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和国际合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反恐怖主义立法比较研究

恐怖主义是国际安全秩序的重大威胁。当前,我国同样面临着"藏独"、"东突"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与世界主要国家有关立法相比还比较薄弱。制定《反恐怖主义法》、科学界定恐怖主义及其有关概念、健全预防恐怖主义的法律制度、加强国家级反恐组织机构建设、增设恐怖主义犯罪的有关罪名、对恐怖主义实行严刑政策、完善反恐的程序法规定等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有利的保障。     

浅析法律全球化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法律全球化并非全球法律的相互照搬．也不能片面地认为是强势国家法律的世界化。法律全球化是国内法之间、国际法之间、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以及它们的法律文化、观念、规范、制度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又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会贯通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螺旋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国际化特征、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义务履行的必须性以及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化的需要所决定,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尚存在刑事法制基础薄弱、前提性法律制度缺失、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以及国际合作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该改进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做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健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重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实践与困境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往往牵涉多个国家 ,因此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由于各国在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存有分歧 ,导致了国际法在解决此问题上的困境。而国际恐怖主义的“非政治化”将是促进国际反恐合作 ,进而使国际法走出在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困境     

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无论在活动范围、组织类型、活动动机及其运用的手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各国应当以联合国和安理会为核心建立国际反恐联盟 ,在签订相应的国际公约、大力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基础之上 ,充分发挥超国家机构的作用 ,积极采取非军事反恐措施 ,努力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之处 ,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彻底抑制和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     

菲律宾反恐怖立法述评

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受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一直积极采取武装打击、加强反恐立法和反恐演习等措施,严厉打击恐怖主义。2007年菲律宾制定通过的《人类安全法案》凸显了对恐怖活动进行刑事打击的刑法基础、特殊权力配置和价值取向以及反恐组织法的构建等核心内容。该法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价值方面的有效经验为我国反恐怖立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法反恐若干问题探析

反恐需要国际、国内多种形式、全方位的介入,但作为最严厉的法律手段,无疑刑事法应首当其冲。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参加恐怖组织罪”、如何完善恐怖犯罪的罪名和刑罚、如何兼顾反恐与人权的保护和主权的维护等问题,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国际反恐怖主义刑事合作的几点法律思考

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严重危害国际秩序的犯罪行为。现阶段国际恐怖活动呈现全球化趋势。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中,国际刑事合作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合理有效方法,加强国际刑事合作应当成为国际社会在同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中关注的焦点。     

美国秘密侦查的强化措施——“9·11”后美国对窃听与电讯监视的变革

“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为了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情报收集，美国政府通过《爱国者法》迅速扩大政府窃听及电讯监视的权力。尽管一直受到民众的质疑，随后几年间美国政府仍采取一系列措施继续加强监视程序。     

网络恐怖主义及其防治——以犯罪学中的遏制理论为视角

利用网络实施颠覆性破坏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如何有效地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以犯罪学家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是促成恐怖主义升级为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推力;实践中恐怖组织的不断受挫和利用网络实施恐怖活动的种种便利是推动网络恐怖主义产生的外部推力.因此,创建公平、公正、和谐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是消除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遏制力量,以立法为主导的综合防治对策是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的外部遏制力量.     

论恐怖组织及其犯罪

正确界定恐怖组织是认识恐怖犯罪的关键。有无特定的政治目的并不能成为恐怖组织的构成特征。恐怖犯罪的范围与种类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性犯罪,而应与恐怖犯罪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和考察。     

论美英等国反恐怖军事行动的国际法依据及其存在问题

美英等国反恐怖军事行动依据的是国际法上的自卫权,同时,具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和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存在三个问题,即自卫权的延伸和扩展、证据问题和审判问题。国际关系是国际法的实质渊源,变化着的国际关系正在为国际法充实相应的内容。     

我国反恐立法的进程与前景——犯罪学视角的解析

我国反恐立法在刑事实体、刑事程序以及反恐法律制定上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体进步仍显得比较迟缓。从反恐立法整体层面看,已开创了反恐立法的新格局,但尚存不足,需要调整与完善;从法制与法治建设框架下分析,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基本理念、定位上还不够明晰,推进方向、目标不够明确;从我国治理犯罪宏观背景透视,已开启了治理恐怖主义的立法思路,但需要加以完善与探索。展望反恐法律体系整体发展前景：以预防为主导的反恐治理的立法思路向前推进;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法制化与法治化的方向逐渐明确,凸显保障人权与被害人权益的立法精神;突出区域、国际合作反恐的立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