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中国八项法治评估为检验分析对象

自余杭法治指数初创至今,法治评估实践在我国已历经15载,现俨然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标签。那么量化法治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保证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科学检验。在明确界分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概念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项法治评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经检验,我国法治评估的有效性特征表现为:结构效度低,理论构想的整体符合度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值法对我国8项法治评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余杭法治指数、四川依法治省评估、中国法治满意度评估等3项准确度低;江苏依法行政评估等1项准确度一般;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广东法治政府满意评价、广东法治社会满意度评价、上海法治满意度指数等4项准确度高。文末根据检验结论,提出保证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4个方面的实验研究路径。     

行政法原则的实现初探

行政法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在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却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致使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停滞不前,行政法原则的实践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基于此,探讨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不仅必要而且是实现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从行政法原则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作了系统探讨,包括行政法原则实现的内涵、行政法原则未实现状态分析、行政法原则实现与行政法治的新进路等。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它请求权的竞合研究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作为一项债权请求权与民法上的其它请求权共同构筑起民法的请求权系统,各项请求权要素按一定结构,在互动协调中实现民法的整体规范功能。囿于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实质上和形式上以及与其它请求权关系的不当定位,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展示,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法整体功能的实现。本文在民法请求权系统的构架中探讨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合同上的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的互动协调关系,力求建构起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它请求权的竞合结构。     

民事诉讼诉的合并问题探讨

本文研究的是民事诉讼狭义的诉的合并,即客观的诉的合并。客观的诉的合并,是指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主张两个以上诉讼标的。在存在诉的客观合并的诉讼中,形式上虽然是单一的诉讼,然而实质上却包含着若干个独立的诉。以合并诉的目的为标准,可以将客观的诉的合并分为四种:即单纯的诉的合并、竞合的诉的合并、预备的诉的合并以及选择的诉的合并,不同种类的诉的合并有不同的裁判要求。     

犯罪主体的消解——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犯罪主体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一个要件,同时也是争议较大的一个要件.本文对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尤其是对围绕着犯罪主体展开的理论探讨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犯罪主体本身蕴含着的矛盾正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内在矛盾的体现.随着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引入我国,犯罪主体将被析分为行为主体与刑事责任能力,分别在构成要件和责任中加以研究,因而犯罪主体的概念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一个犯罪主体消解的过程.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探讨

审级制度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它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一个民事案件需要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才产生既判力的制度。由于民事诉讼本身的特点,基于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所追求的目标,民事诉讼所设立的审级制度应当是多层次的,即以两审终审制为基础,以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为其必要的补充。换句话说,将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与基本的两审终审制相结合共同构成我国的审级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系统化的法治学理论,开辟了法治学学科新领域.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为依据,加快推进形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学科体系,实现...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机理,其设计的目的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公司作不背离股东目标的有效率的运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结构设计存在的诸多缺陷,造成公司实务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化,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与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论“税”概念的渊源及其于法学语境下的建构

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是各种理论与制度渊源的纵横交织。我国封建税法史上税名目的嬗变,折射出萌芽状态的税概念。西方国家近现代宪政精神与民主法治理念的勃兴,使得曾为天赋强权的税出现合法性危机。理论上时税概念的合宪性释解,对晚了几个世纪才出现类似危机的东方中国的税概念的正当性论证甚有裨益。经济学关于税概念的认识,对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发生深刻影响。只有坚守法学理论的研究立场,有选择地扬弃税概念的理论与制度渊源,方能建构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     

The bugle of justice: the romantic socialism of William Morris and George Orwell

This essay considers three possible ap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to the work of William Morris and George Orwell. It begins with a brief look at the treatment of criminals in Morris's utopian writing: a specific issue which anticipates some of the points of the modern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 The bulk of the essay is devo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four interconnected elements of the utopia of romantic socialism in Morris and Orwell: elements that provide the positiv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just society of human well‐being. The roles of the past, of national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f the demechanization of labo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are considered. The final section, by drawing on several other specimens of socialist utopianism, examines the insufficiency of emotional ethical responses to injustice in producing a convincing version of ideal arrangements, and thereb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romantic visions of Morris and Orwell.     

论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其基础理论为“法律要件说”,由此而推导出“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责任倒置是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修正,与侵权行为法相伴而生,其适用条件是由法律严格限制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规定并不妥当,理由也不充分,缺少法律基础,对医学发展不利。要完善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应当从明确医疗侵权行为的专家责任性质入手,建立专家举证制度,实行举证责任轮换,构建分散医疗风险制度。     

法律选择方法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法律选择理论是国际私法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以各种法律选择学说为载体,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选择方法。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创立法则区别说以来,法律选择方法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体现了国际社会追求和谐的要求。本文以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演变为线索,以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正义为研究视角,探讨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     

爆炸物犯罪司法疑难问题及其解决

爆炸物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刑法理论界对有关爆炸物犯罪的研究欠深、广,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处理爆炸物犯罪时对犯罪对象、行为、罪数认定及刑罚裁量等出现争议和疑难。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对丰富爆炸物犯罪理论和解决爆炸物犯罪量刑失衡具有重大意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爆炸物的外延不周延,应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予以解决;对爆炸物犯罪行为认定的疑难,应从各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点予以认定;对罪数形态认定的疑难,应从把握事后不可罚行为和想象竞合犯等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认定;对于刑罚裁量上的失衡,应从正确认定处罚情节和正确适用司法解释来解决。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路径选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向未来,我们将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蓝图、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动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不断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构成要件的历史考察——从诉讼概念到实体概念的嬗变

我国刑法学中所使用的构成要件一词是从德语的Tatbesand (犯罪类型 )翻译而来 ,而德语Tatbesand又起源于拉丁语corpusdelicti (犯罪的根本的事实 ,简称罪体 )。构成要件经历了从诉讼概念向实体概念嬗变的这一发展历史表明 :无论是作为诉讼概念还是作为实体概念 ,构成要件自身都不能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相反 ,罪刑法定原则是构成要件存在的价值基础 ;构成要件和犯罪论的联系不是必然的 ,而是罪刑法定原则使两者联系在一起 ;同时 ,构成要件的内容也是随着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处理银行卡盗刷纠纷的法理基础及实务要点

对于银行卡盗刷纠纷的法律处理,在迄今为止的司法实践中基本是沿着合同法思路展开。这种惯常思路固然能够给当事人以法律安抚而致银行卡应用实践以法律秩序,但实际上是以耗损效率和弱化公正为代价的。银行卡是代表持卡人财产权利的资格证券,因其使用中权利人识别机制的特点,相关义务人的识别义务、归责模式及免责事由均有本属规则,并非通常合同法规则所能涵盖,如银行卡上的证券关系与据以形成的合同关系相分离,对卡权利人的识别义务与卡的占有状态及持卡人的过错无关等。因此在处理银行卡盗刷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应当把握银行卡作为权利凭证的法律性质及应用规则,以此作为伪卡盗刷与网络盗刷的本质区别,并由此展开银行卡盗刷案件的情形类别设定及相应处理规则。     

浅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之克服

经验法则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或法则。经验法则在决定证据能力、评价证据价值、事实推定中的推理、引导当事人证明活动的进行以及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判断依据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为了克服经验法则在盖然性程度的差异、经验法则适用上的条件性和具体性以及受法官生活经验影响等因素的局限 ,必须从法官制度、证据制度以及程序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划分

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划分,即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种类的概括和归纳。不同的经济犯罪民事责任,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承担形式。对经济犯罪民事责任进行类型划分,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每种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发生领域,把握每种民事责任的特点、构成要件,正确选择适用于每种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准确划分每种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更有利于划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的界限,实现经济犯罪三种法律责任之间的紧密衔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而更好地处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需要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论构建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在建构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过程中,基本原则的确立及其范围的界定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根据国际恐怖主义的特点及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国家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主导原则、人权保护原则和标本兼治原则等五个原则,应当构成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