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美国的国内外政治、战略变化与中美关系

2000年大选后,美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都有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积极的是,中美经济的相互利益关系可望得到进一步加深;消极的是,布什政府更强调中美关系中有分歧的一面,增加了中美两国在台湾、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宗教等问题上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中美会在新世纪和平相处吗

中美关系历经40年的和平发展，创造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两种不同文明形态共处的范例。在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差距明显缩小的今天，中美之间将面临猜疑加深、美对中国国力增长反应激烈、经贸问题政治化、对抗因素突出等一系列问题。战略竞争将会使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但双方仍然可以寻找到新的利益交汇点，扩大合作，加强沟通，避免误判，有效管控分歧和竞争，斗而不破。     

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继凸显.持续增长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度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矛盾.由于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博弈加强,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管控分歧、促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因此,务实合作成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

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凸显两国之间矛盾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严峻挑战,未来能否"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中美关系转型从深层次上折射出逆全球化风潮、民粹主义思潮和多极化政治不稳定等世界发展趋势,其走向也将直接影响世界未来发展。中美竞争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正在增多,如何稳妥驾驭双边关系,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逐步展开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而且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从战略意愿与战略能力两个关键变量来分析，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需积极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方略。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基本经验

本文从构成中美两国关系的要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文交流、地区问题、全球治理,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总结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经验。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洲区域产业链“双中心”重构——基于贸易依赖的分析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产业链重构成为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亚洲区域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依赖关系演变的直接表现。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大国竞争的相互依赖理论框架，从经济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的演变存在不变、转移和创造三种效应。分别计算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份额指数并检验二者相关关系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对中国贸易依赖上升且对美国贸易依赖下降，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依赖转移效应。其中，韩国、卡塔尔、约旦和日本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国家，纺织服装与服饰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行业。这一发现拓展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演变的学理认识，对中国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具有一定启示。     

论中美“关系危机”

"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路径,运用"接触—内化—绑架"框架来解释国家间的消极互动,同时论证敌意得以产生并呈螺旋上升的逻辑。文章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此概念,认为积极的危机管理能对"关系危机"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危机状态。但是,危机管理毕竟只是一个过程而并非结果。因此,冲突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思考

对于中美关系 ,总的感觉是 ,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为稳定这种关系所作的努力一再受到干扰 ,目前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利害甚大 ,因此 ,中国重视对美关系 ,美国同样也有稳定这种关系的内在利益需求与压力。可以认为 ,在政策层面 ,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目前的这种状况一直僵下去。当然 ,美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其对华战略 ,有些政策动作已反映出美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政策有可变性与表层性 ,不是我们担心的主要方面 ;而战略则具长远性和本质性 ,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战略认识与定位将决定一种关系的长期特征。从中…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试论亚太战略格局中不平衡的中美日关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战略格局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关系，它决定着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中美日三国都是力量中心，三国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和矛盾性，整体上呈现出既相互协调又相互矛盾，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抗衡的局面。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将中美关系的发展放在首位，重新审视和积极发展中日关系，正确看待美日关系，运用三角外力量促进中美日关系向平衡方向发展。     

战略“相遇”——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考验

在致力于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之间,既有避免战争的需要和克制意愿,又存在着诸多重大利益分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战略"相遇"的局面,即有明显军事表征的、敌对性的、一次较量而非回合式较量的事件。这种新的互动形式将是转型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特征。本文拟对中美出现战略"相遇"的原因和概率、战略"相遇"的形式和如何避免和管理战略"相遇"进行初步探讨。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下降,直接原因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关系基础松动和战略重点重合,深层原因则是中美两国以及国际体系同时深刻转型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不安全感所致。在此"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可塑性亦明显增强。未来中美两国将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     

中美关系三层次结构的构建

事物结构决定事物功能,要保持和维护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三个层次上构建相应的中美关系结构关系。首先,在外交上建立"通畅及时释压"机制,强化完善目前中美三大对话机制,在机构组成上将各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纳入中美政治、安全对话机制中;其次,在经济上建立"确保相互重创"关系,即双方确保拥有使用经济手段重创对方经济的能力,并在重大危机发生时敢于使用这种能力能迫使对方慑于巨大经济利益损失而不会采取严重损害各自核心或重大利益的行动;最后,在军事上构建"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最终以战略力量相互制约带来的安全对等实现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上述中美关系的三层次结构,涉及中美关系深度和对中美关系的约束力度是梯度型逐次递增的,这样可在不同层次上起到约束和稳定中美关系的防波堤、制动器作用,以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