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嵌入“治理”理念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建构——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社会生活共同体,理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新"治理"理念侧重于运用公共权力规范、引导、控制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着重强调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管理模式,其指导下的新型社区建构是社区建设的新方向。文章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全面、深刻地剖析新"治理"理念在铜陵市社区建设中的嵌入。铜陵模式的建构方式以减少层级、提升效能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创新架构为目标,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嵌入式治理:物业融入社区社会的可能及路径——以中国十城市调研为例

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物业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等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参与社区治理。三大主体出发点和使命不一:物业从经济角度,以经济利益为重;社区居委会挟基层政府之权威,以社会和谐稳定为重;业主委员会尝试自治角度,以业主满意为重。三大主体起起落落、或轻或重,基本构成了社区社会的结构演化格局。基于10城市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城市物业对社会治理、社区社会,甚至社会结构,正朝向波兰尼的"嵌入论"方向演化,并且存在"被动式嵌入"、"自主性嵌入"和物业与社会"互嵌"等三种可能路径。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以信息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为例

治理主体单一、资源整合不足以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成为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阻梗。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公平照顾、地方差异与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嵌入性存在——以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被视为实现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手段。但是,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需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现机制创新,通过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嵌入性存在,保证财政转移支付应用于中央的政策目标,实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国民待遇和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嵌入性存在可以通过组织嵌入、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三种方式加以实现。     

乡村治理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前瞻——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一号文件"有关乡村治理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关注重点,主要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与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多元化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中国未来的乡村治理政策,应着力于进一步完善与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加大财政支持、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继续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挖掘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资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加入乡村社会治理等工作内容。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乡村法治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巩固党的领导、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乡村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和环境,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应对这些新问题、新局面显示出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政治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三方面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更好地实现"三治"融合,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