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特征

国家紧急权力就是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依法紧急改变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法律制度.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的自然权力,其实体条件是存在达到相应危害程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程序条件是依法运作;国家紧急权力的基本内容是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依法紧急改变.     

以权力制约权力让权利监督权力

一度被国内舆论广泛关注的武汉地铁广告招标事件．因受贿者被批捕而似乎尘埃落定．但它却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这是我们早就熟悉了的经典命题，为什么在今天实行起来还会充满曲折？反思武汉地铁广告招标事件．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基本的权力制约机制都已经建立的今天．对公共权力制约的实效取决于机制的完善、程序的规范透明：而“权利监督”的前提是权利意识的自觉．以及监督条件的具备。     

权力·权利·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存在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动力和目标的。实施权力是维护权利的保证,保障权利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体现权威是行使权力的根本。权威只有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基础之上,人民权利才有根本保障,国家权力才有合法权威,从而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权利与权力错位及其矫正

由于权利和权力本质特征的差异,使二者产生错位.权力的合理定位是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力止限是公共领域.实现二者动态平衡的路径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行社会和谐发展.     

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公民义务、权利限制及其保障

公共危机需要由政府使用包括紧急权力在内的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言,在公共危机应对中需承担服从义务和协助义务,同时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和消弭危机.但危机应对中权利限制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溢过全部权利边界.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禀持一定的制度和原则以保障危机应对中某些权利不被克减或侵害.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宪政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和谐因素正是由于宪政制度的缺陷引起的。要消除我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宪政制度建设:健全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完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和加快非政府组织的立法,以实现公民的权利间、国家权力间、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的平衡与和谐。     

整体性治理的精准指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整体性治理思想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整体性治理是策略路径,精准指向是靶向目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紧急程度、公共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属性是驱动整体性治理的刚性约束;中央高层自上而下的动员部署,统合“党政军群”一切力量,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是整体性治理的运转轴心;地方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约束力,塑造体制联动效应以回应治理任务是整体性治理的纵向逻辑;寻求社会共识构建和资源支持,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是整体性治理的横向逻辑。“精准防控”和“科学救治”是整体性治理的精准靶向目标。     

试论行政权力规范化与廉政

廉洁政府是任何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 ,任何国家都力图使公共权力严格地执行公意。然而 ,由于权力本身作为一种支配和控制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特殊力量 ,在其运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社会、国家公益与私利的矛盾 ,在其运行过程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地 ,不同程度地被权力执行者的私利侵蚀。腐败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违背 ,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价值失范现象 ,是对国家公共权力机体的侵蚀。廉政则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严格尊从和执行 ,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运作 ,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机体公益功能的维护。因而 ,廉政建设的核心和本质问题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化。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历史嬗变为视角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事务处理方式和处理机制.原始社会不存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否定,意味着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意味着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垄断了公共权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与公共权力又重新走上统一.通过对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逻辑关系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以影响、参与、行使公共权力为目标指向的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民间组织的法律属性及角色定位

在法律意义上,民间组织是指以公共权利为目的,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民间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具有公共权利、社会权力和自治权力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是民间组织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的基本前提。当代民间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具有严格的公共责任;在法律和自治章程框架内行使自治权,通过监督国家权力与其形成良性互动;通过理性协商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合作。正确认识民间组织的属性和角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权利与权力错位及其矫正

权利和权力本质特征的差异，为二者错位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主体的差异、内容的对立、客体对象的相同和稀缺，促使二者错位从内在的可能转化为外在的现实。在我国，权利和权力错位，还有着内在的社会根源。权力的合理定位是：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力止限于公共领域。权利的合理定位是：权利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权力和权利二者关系动态平衡的路径是：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     

法理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国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政治权力的有效发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建设和谐国家,重点是加强权力控制制度建设。从国家内部来看,权力控制制度的构建应当着眼于两点:一是量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要分化;二是质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两者的平衡也应当着眼于两点:在量上,权力不能太多太密;在质上,权力不能太大太强。社会内部的和谐是社会和谐构建的立足点。其构建同样要考虑两大制度设计;在量上要考虑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对应;在质上要考虑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力度。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国务院2006年1月8日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骨干和突击力量.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危险性、复杂性、多变性特点.军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执行军事斗争任务不尽相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针对性,努力发挥作用,解决实际问题.     

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权力+资源”困境及其超越

借鉴吉登斯的权力来源资源论的观点,文章从“权力+资源”的角度理解村民自治实践困境的生成逻辑与化解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物质性资源的日益匮乏、权威性资源的逐步萎缩、权力运作合法性释义空间的日渐丧失,使党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可以调度使用的各种资源逐渐缺失,村级组织的治权严重不足,越来越难以满足村庄治理的现实需要,这加重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负荷.真正想要超越“权力+资源”的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必须理顺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力(权利)与农民权利的关系,充实村民自治实践的资源基础,引导村民自治权健康发展.     

从国家权力到公民权利的转换及其理论意义——从《利维坦》到《政府论》

在政体意义上,《利维坦》和《政府论》的主题分别是拥护专制君主政体的"主权者"和为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有限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绝对权力思想向有限权力思想的转换有着作为必要条件的历史逻辑和作为充分条件的思想逻辑。本研究的理论目的在于,在国家理论体系上,两本书分别代表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层面,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得到保障以后,政府的职能适时地转向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而且由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的公民权利是分阶段依次实施的。     

论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民主监督体系的重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方面。如何跳出集权与分权的恶性循环、继续保障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现有体制,对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设置的不合理,地方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现有民主制度不发达等因素,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的构建,道德、权力、权利、程序的制约以及公民社会的壮大来维护中央政令的权威与保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     

政治权力结构简论

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与权力运行。政治权力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即公共权力体系的内部权力结构、公共权力体系的边界权力结构和集团间权力结构。在现代政治中,政治权力结构主要可分为集权主义、全能主义和多元主义三种基本类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深入考察研究,认清不同政治体系、制度及政治形态性质的基石,把握人类政治形态嬗变与政治文明演化历史进程的特点、趋势及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革与建构确定方向和目标的一个基本前提。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已经有了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但与权力的公共性相一致的观念并未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社会中的思维方式来认识权力,习惯于按照传统社会中权力运行的方式来运用权力,习惯于用权力所代表的公共力量来增强或炫耀掌握权力的行政人员的力量。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自然会逻辑地导向统治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核心权力的唯一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因此，治国必先治党，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权力结构理性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仍然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医治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推动权力结构理性化,确保公共权力科学、高效、公正履行职权,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基本路径。本文认为应该从党政关系、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等方面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权力结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