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锦涛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高度而又科学的评价,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集大成,是新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哲学创新透视“三个代表”的方法论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创新视角分析它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还可从中发掘出其对当今如何进行哲学创新所具有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唯物史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刍论

唯物史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的推广和应用,二者一脉相承.从唯物史观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以贯之,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将永远发挥指导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性与个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其共性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具体表现在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纲领、理论立场、理论品质等方面.其个性在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具体表现在有自身的中心问题、理论内容、理论形式等方面.     

开拓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视野——"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它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发展规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我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领会它的科学内容和理论体系,又要掌握它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学习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经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成为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理论武器,又成为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的道路,努力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胜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有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经验和创新精神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思想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发展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重要一环。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定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们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邓小平理论着重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体问题,是上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着重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是下篇.它们这样的关系定位必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凝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文章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形成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认真思考它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和平崛起"是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论阐述."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海选"、"直选"的比较与选择--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的调查分析

文章根据作者2003年寒假在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调查所获的资料,对村委会选举中所采用的“海选”、“直选”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海选”、“直选”都是现阶段村委会选举可行且有效的两种方式。但“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有发展前景,更有推广意义。“海选”与“直选”的模式选择与农村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体素质高度相关,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具体选择;同时,要尊重大多数村民意愿。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三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实现“三统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在实现“三统一”的手段和目标上,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则。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