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主体论纲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之争基本上以商法独立论为定论，然而商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独立存在，其与民法问的具体关系如何，则尚待理论探讨。尤其是作为商法核心理论问题的商主体问题，尽管不乏关于公司、合伙等具体商主体的研究，但是抽象意义上的商主体基本理论研究则明显不够。关于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其制度价值，商主体的基本素质要求与法律人格要素，无不需要深入研究。在商主体外延的判断上，必须基于商主体内涵与各国立法例以及当今世界商主体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制度选择。     

浅议商法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这已为我国学界的通说,商法较之于民法相比,具有更大规模的商业信用,因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法领域起到比在民法领域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为何诚实信用原则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各个学者却有不同观点,本人从经济学和法理学角度出发,结合商法的相关基础问题,提出诚实信用原则为商法基本原则的两方面理由,即诚实信用原则实现商主体利益最大化、体现商法的最高价值。     

浅议商法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这已为我国学界的通说，商法较之于民法相比，具有更大规模的商业信用，因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法领域起到比在民法领域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为何诚实信用原则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各个学者却有不同观点，本人从经济学和法理学角度出发，结合商法的相关基础问题，提出诚实信用原则为商法基本原则的两方面理由，即诚实信用原则实现商主体利益最大化、体现商法的最高价值。     

试论商主体市场定位及一般权利义务

商主体是商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标志之一。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体,它既关系到商法的调整范围和法律的适用,又关系到商主体的专门保护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本文指出在商法学习过程中,对商主体概念的准确把握对培养商法思维至关重要。     

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

在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之前,商法只能以习惯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习惯法上升为国家制定法的内在因素,在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法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的。商法的功能在于,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以及创设商法理念的新制度,并以独特的营利调节机制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与经济法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商事主体和商行为是商法的基本范畴和商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论民法商事化与商法民事化

“民法商事化”与“商法民事化”“是伴随现代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达而在民法与商法之间呈现出来的一种“互化”趋势。本文拟就这种“互化”趋势予以探讨．期望能对解决我国如何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立法模式问题的分歧有所研益。一、民事、商事相互关系演进的考察在探讨民商法“互化”趋势之前，有必要对民事商事相互关系的演进加以考察。对此首先对商、商事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商的概念界定众说不一，总体说来，可以分为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两种。形式定义学说将商概念界定为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媒介财货交易，调剂…     

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影响

传统商法的主体是商人,而现代商法的主体在商人之外还包括企业,并且企业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关于商主体也有不同学说和立法。企业成为商主体对现代商法的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其对现代商事立法、现代商法理念、现代商法国际化和商事制度创新等个方面进行阐述。     

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比较分析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迫在眉睫,此刻极有必要梳理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异同。本文试图从主体论与价值论两个视角深入分析商法思维不同于一般民法思维的特征,文中选择从商人阶层与市民社会的源流关系切入,进一步揭示了商主体以及商行为的本质特征——营业性与营利性。     

论商主体的独立价值

在我国究竟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争论中,商主体的独立价值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商主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商主体的独立价值在于其能够独立于民事主体而存在,并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从而使得商主体制度发挥其不同于民事主体制度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我国现有的具体商主体的基础上,构建我国一般商主体制度,对所有商主体作统一的法律规制是必要的.     

商主体制度的逻辑理路与规范展开

商主体是交易与组织的混合机制。商主体规范应当立足于不同主体的交易性与组织性特征的不同表现而展开。组织性色彩越浓厚,对商法的需求就越强烈,就越需要由商主体特别法给予某种示范或者强制。如何规范商主体人格独立的五重要素,是商主体制度建构的核心问题。在规范设计中,应围绕财产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两范畴,处理好规范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商主体制度的财产性规范是强制性的,而管理性规范的强制性则因为主体类型的不同而有别。     

商事代理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与民事代理的补充性、临时性不同,商事代理具有主导性、经常性,特别由于营业行为的复杂性、职业性以及商法人、商合伙组织在商事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使营业行为无不以商事代理行为的某种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商事代理行为可以说贯穿商主体营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有学者认为商事买卖是商法的骨干,商事代理是商法的肢体.[1]商事代理行为所具有的这种必要性、主导性和经常性特点,使其在整个商事制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而完善商事代理制度十分必要.     

商事代理与相关概念辨析

商法学者在强调商事代理应当独立于民事代理制度而存在的时候，并没有对“商事代理”的概念进行很好的辨析，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是不一致的。本文具体考察了商法上涉及代理的若干制度，指出商法上涉及代理的制度相互间有很大的差异，各制度不是一以贯之地完全独立，或属于对民事代理的特别规定，笼统的商事代理概念对立法或学术研究并无助益，应当淡化这一概念转而注重对各具体制度的研究。     

走向勃兴的商个人:主体转向及制度因应

企业组织架构的盛行不能掩盖商个人的基石地位,商个人乃商人体系之核心,其因循市场交易和契约自由的本质而历久弥新,在网络科技助推下,更是逐渐走向勃兴。但囿于大企业观的强势主导,小微色彩浓重的商个人在我国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制度供应严重不足,且内在关系含混,无益于商事创新的推进。实践中,《民法总则》"民商合一"的理念为商个人体系提供了粗浅的架构尝试,但民商思维的殊异决定了其非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商个人的法律弊端,还可能引致商人体系与民事主体之混淆。问题之解决应从商事特质出发进行制度性回应,明晰商个人的营业自由权利,加强商个人内部的区分度塑造,并通过《商法通则》的制定来统合共识。     

从商人到企业：商人制度变革的依据与取向

因商人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传统商法体系也相应地存在严重缺陷。这就需要对商人制度及商法体系进行改造。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商人制度变革历史轨迹的考察，揭示商入制度变革的内在依据，探求其变革取向，并为我国形式商法关于商主体制度的立法选择提供理论基础。总的来说，商入制度是沿着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商人向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人发展的。在此过程中，商人的性质与结构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基于公司商人化、企业人格化以及商人企业化这一历史变迁线索的探索，应将现代商法中的商主体直接定位于企业，并将企业本身界定为商主体。就我国形式商法而言，则应直接以企业作为商主体的替代性概念，并基于企业的特性构建商法的特殊规制模式。     

现代民法视野下的中国民法定位——民法私法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挑战

民法是私法，它以规范私主体、私权利、私行为、私责任和自力救济为主要特征；民法随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特征，作为私法传统民法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大大地修正。现代民法实质上是已经商法化、甚至公法化的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缺失民法传统。因而尽管世界民法已经走向现代民法．但是，中国的民法仍然应当坚持公私法的划分，在民法是私法理念上建构中国的民法，同时在确立民事主体地位、明确民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限制权利行使，规范主体行为的商法、经济法体系。这样的定位对于中国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科技发展对民事主体制度的冲击

市民社会的有序存在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格体直接相关联的,因此,民法上的主体制度是市民社会有序存在的根本前提。科学技术(尤其是生殖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民法中的主体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民事主体制度中,既定的基本假设无法解释,而需要新的假设作为理论前提来进行解释。从高新技术所造成的冲击入手,通过深入思考民法中的主体性问题,就民事主体制度应如何适应高科技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学者对我国商法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然而,对商法的调整范围、体系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却众说纷坛。较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分立,认为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认为商法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研究商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法学及立法体例的研究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商法的产生及演变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确定——以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是指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着眼于"商业性的销售者",通过《侵权法重述》和判例,逐步扩展了商业性销售者的范围。而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正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商主体,确认产品责任之责任主体的依据恰是商法效益至上与民法追求公平这二者之间的博弈。     

论商主体的营业能力——以投资主体与营业主体的二重结构为视角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主体进入营业领域后,其营业性投资行为和相对独立的营业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传统商法理论意义上的商主体也就表现为投资主体与营业主体这一既相对分离又有时重叠的二重结构。与投资主体不同的是,营业主体享有某些投资主体不具有或不能具有的营业资格,具有独立的营业能力。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