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和冲突的法理思考

现代社会,警察公权力的范围不断扩张以及其权力的滥用,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了很大的侵害。同时,公民也在消极地抵抗警察的公权力的行使。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缓解这两者冲突的对策。     

对警察适用治安调解权的若干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某些特定治安案件的方式,也是一种具体的警察权力。警察治安调解制度,让当事人双方在相互协商和让步中取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充分彰显了行使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尊重和善待公民调解协商解决纠纷的私权利的姿态,表达了公权向私权有条件的回归。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论行政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平衡——以厦门“汽油实名制”为例

在现代社会,行政公权力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更有利于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公权力的强制力如果运用不好,也会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为加强对行政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指明了方向。行政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已然成为阻碍我国法制建设的顽疾,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和相关制度的建设,为行政公权力的合法行使提供强大的法律支撑,实现行政公权力和公民私权的平衡发展。     

建立我国监护的公权干预机制研究

为了适应社会变迁,两大法系在监护制度的现代改革中均增强了公权力对监护的干预。我国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亦应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监护制度现代改革的成果,建立监护的公权干预机制,但必须处理好监护的公权干预与私权保护、自由保障的平衡问题,必须制定、完善配套的公法、社会法规范,以保障公权干预的社会效果。     

公权力运行法则及其相关启示

公权力运行的法则告诉我们:公权力由上级委任,公权力行使人就对上级负责;公权力由民众赋予,公权力行使者就对民众负责。这一运行规律还告诉我们:只有以公民的民主权力监督公权力,公权力才不会异化。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走民主之路,将民主权利回归公民,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完整而不是残缺的、有效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自行运转而不是单靠外力推动的监督机制,并使之能经常地、稳定地发挥作用,以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公权力,就一定能有效防止腐败事件的滋生与蔓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试论侦查权的公权属性与私化现象

在解决效率与公正这一对矛盾时,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侦查权侧重从公权属性视角考量。侦查权在历史演变中,是沿着“私→公→公私并存”的轨迹发展的。在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以私权制约公权成为我们解决上述矛盾的又一选择。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

作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公权力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责任，而且在于它是因公权力活动的潜在危险性所引起的风险责任，是为了补救公权力活动所造成不正当损害后果的公平责任。从人性的差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无限性等主客观条件来看，侵权损害是国家管理活动所必然蕴涵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风险成本，因此，国家赔偿责任首先是一种公法上的管理风险责任。另一方面，这种风险责任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受害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与其他公民同等的状态，其范围取决于公民因国家侵权行为遭受的权益侵害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应当予以公平补救的特别牺牲，因此，国家赔偿责任本质上又属于公法上的一种公平补救责任．国家赔偿性质的多重性直接决定了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和结构化。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民事抗诉公权监督属性的迷失与归位

民事抗诉的基础或依据是检察监督权,针对的是审判权,在性质上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与检察机关抗诉事由同一化,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又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申请抗诉的前置条件,这些立法安排不断增强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救济功能,与其应有的公权监督属性、公权监督目的渐行渐远。对于民事抗诉公权监督属性的迷失,应尽快在理论认识上厘清,在立法、实践层面归位。     

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可行性研究

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问题,理论界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不同观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理论上的可行性,且与法律监督权并不矛盾。     

论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的改革与完善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决定的.但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我国法律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之间难免存在冲突之处.为了确保法律规定兑现,我们应从监督权的性质、监督的对象、监督的范围等方面对检察监督进行调整与完善,在保证审判独立的前提下,保证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审判监督权.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论民生型政府的公共投入机制建构

民生型政府的建立要求建立和健全以民生为本,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入体系。为了确保公共投入的民生取向,必须建构一系列公共投入机制,主要包括:公共投入的价值引导机制、利益表达机制、财权约束机制、公共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和财政风险的防范机制。     

论人的政治主体性及其实现

政治主体性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掌握和借助公共权力、承栽和传播政治思想文化、创建和铺设政治制度设施、发动和规范政治行为规范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双重转型社会背景下,政治主体性的生长面临着异常艰巨的任务压力,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功能弱化产生的权威真空使广大政治主体精神依托无根,为此,作者提出:以重构社会精神秩序为思想底格,以公共权力合理配置为制度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掘传统政治文明的本土资源,大力开展公民政治教育和政治参与训练,从而促进人的政治主体性的实现。     

政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

执政是政党的最高逻辑。政党与执政党大不一样。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政党执政具有规律可循。苏共的执政得失、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和世界政党的兴衰成败,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许多共性,比如执政党要赢得民众支持,必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与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要扩大群众基础,但执政党的党员数量与执政基础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处不在,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有一定的边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执政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影响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消极心态及其成因、对策

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 ,实现公正执法是民心所向 ,而影响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消极心态 ,却严重损害了公安形象 ,降低了执法威信。造成消极执法心态 ,既有内部工作机制上的原因 ,也有外部执法环境和主体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矫治公安民警执法消极心态的对策主要有 :齐之以礼、法 ,提高民警的自身素质 ;束之以绳、规 ,加强民警的执法监督 ;待之以诚、信 ,增强民警的务实作风 ;予之以利、权 ,消除民警的后顾之忧。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安法治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公安法治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公安法治建设，主要表现在公安民警要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确立权利本位的思想，要有效地制约警察权力，保障主权在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公法思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是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过程。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公民有知情权,政府有信息公开义务;公民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国家征用财产的权力应受法律规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受法律保护,强制隔离措施的采取应依法进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健康公共服务供给转变

提高乡村健康公共服务水平以促进农村居民健康是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从安全饮水基础设施使用机会、生活方式与家庭健康水平关系的分析发现：造成农村居民家庭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均等没有影响到农村居民家庭的健康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乡村振兴发展新阶段,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要从“物”的提供转变为提高“人”的素养,一是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机构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培养农村居民的健康主体意识,二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从小培养“人”的全面素养的发展,实现从外部支持发展向内生动力发展的转变。